一、农耕文化的主要内涵、主要特征、实践原则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体和基础。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已发现了成千上万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遗址，最早的当在一万年以前。考古证明，距今五六千年前，在我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诸多区域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农耕文明。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经济社会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光辉灿烂的农耕文化，不但决定了中华民族历史的进程，书写了中国人的伟大与自豪，今天仍然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社会生活的各各方面。但是，农耕文化一直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更面临着传统中断和特征丧失的威胁。因此，深入挖掘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保护、传承和利用农耕文化，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重要意义。
（一）主要内涵
农耕文化曾经覆盖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成分，也是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那么，农耕文化的内涵是什么？西北师范大学的彭金山教授概括为“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八个字。
1．“应时”。农业生产联系最直接的是时间与节气，在中国古代，人们基本上是生活在按照自然节律和农业生产周期而安排的时间框架之中的。夏代的历日制度《夏小正》中，已把天象、物候、气象和相应的农事活动列在一起便于民间掌握。后来，又把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人们依节气安排农事活动。直到今天，节气依然是人们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依据。农业生产，本就是一种根据节气、物候、气象等条件而进行的具有强烈季节性特征的劳作活动，其时间性是很强的。因此，顺天应时是几千年人们恪守的准则，“不违农时”是世代农民心中的“圣经”。“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是故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吕氏春秋、审时》）。“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得时之和，适地之宜”。应时，体现了前人对自然规律的重视。
2．“取宜”。取宜主要是对“地”来说的，即适宜、适合。中国传统农业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把“三宜”看作是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守的原则。种庄稼最重要的是因地制宜，“取宜”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我们的祖先在农事活动中很早就懂得了“取宜”的原则，周祖农耕文化中的“相地之宜”和“相其阴阳”理念，就是“取宜”的实践经验总结，在指们认识自然和从事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3．“守则”。则，即准则、规范、秩序，它是人与自然长期互动形成的实践原则。农耕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蕴含着“以农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荣、以礼为重”等许多的文化品格。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对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崇尚和谐、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勇于创新等优良品质的养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厚土。
4．“和谐”。农业是农业生物、自然环境与人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这就是农业的本质。天、地、人“三才”观把农业生产看作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运动的整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中国传统农业的各个方面。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与天、地是并列的，人与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文化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着文明的发展。农耕生活的平实性与和谐性，使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并且重视和合。中国的农耕文化连绵不断，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铸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铸就了形式多样的民俗文化，使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特别是铸就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理念，孕育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想，追求着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思想。和谐理念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趋向、行为规范，支撑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就是在天、地、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这是农耕文化的核心理念。时至今日，农耕文化仍是农村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和主要精神资源。
（二）主要特征
1.农耕文化的地域多样性。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千变万化，差异很大。中国很早就懂得根据不同土壤、地貌、季节与作物，“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地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创造了多样性的农业生产模式。从南方的热带农业，到北方的寒带农业，从东部的沿海平原，到西部的山地高原，农业的地域类型十分丰富多样。中国传统农业非常注重多作物的搭配与布局，创造了间作、混作、套作等多层次的种植，提高农田生物多样性，使农田生态系统复合化，提高稳定性。并利用相生相克原理，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物种群合理组合在一起，利用相生组合使种间互利共生，使用相克达到生物防治的作用。农耕文化实际上就是带有很强的生态环境特点的地域文化。南方北方，各有差异；东部西部，各具特色。我们经常说到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有“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等等，都表明了农耕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2.农耕文化的民族多元性。我国民族众多，每个民族都对我国的农业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一部中国农业史，就是各民族的独特文化多元交汇的历史。各民族在其繁衍生息过程中，依据不同的环境资源特点，因地制宜创造了自己的农耕文化。比如，西南的梯田文化、北方的游牧文化、东北的狩猎文化、江南的圩田文化、蚕文化与茶文化等，都是自成体系的农业生产方式，都有与之相应的生产生活习俗。同时，各民族之间，各地区之间，在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中，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形成了多元融合的特点。比如，各地的动植物品种、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等，都有文化交流传播的印记。这其中既包括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农耕文化传播，也包括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农耕文化传播。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通过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已确认了小麦、山羊、绵羊等并非我国本土的产物，而是来自中亚或东亚。
3.农耕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农耕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原生性遗产文化，至今我们依然可以在乡村的某些习俗中发现原始农耕文化的踪影。比如，祈年求雨习俗、祭山拜地习俗、开犁开廉习俗、丰收庆典习俗等等（重农的的人都敬天地，敬自然。人必须要有所敬畏，不能天不怕、地不怕，要懂得感恩）。由于环境、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各民族的农耕文明进程具有明显的历史阶梯性。有的地区发展程度较高，而有一些地区发展进程较慢，但构成农耕文化的文化链都没有断。农耕文化景观，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历史见证。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见证，它是历经漫长历史不断发展、演变和积累而逐渐形成的，它兼具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两种不同要素和特征，凸现了人和自然之间长期而深刻的关联，表现出极大的地域性、民族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4.农耕文化的乡土民间性。农耕文化产生于乡土乡村，它与农民和土地紧密相连，与平民百姓共生共存。农耕文化的民间性特点，使它在历史风云变幻中，既不完全受王朝演替的影响，也不全部因时尚文化而改变。这就是农耕文化的生命力。它在一定程度上能抗御文化进程中的都市文化和时尚文化的冲击与同化，保持自己的特色，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延续传承，深深植根于乡村生活的土壤之中（如民歌、船工号子）。中国的农耕文化、传统文化是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充满希望的、美好享受的，花好、月圆、人长寿的人文理念。让人的灵魂提升而不是下降，给人希望而不是绝境；它如灯火照亮人们心中的幽暗给你以光明，它如船工的号子给疲惫的心灵以力量。古今中外，能够打动人心、让人难以忘怀、给人以生活的智慧和生命勇气的民间传统文学故事，大多是有温暖的文化品质和文化精神的。这种温暖和精神是一种力量，它能够超越时空，直抵心灵；它是一种慰藉，能使冷漠的情感火热起来；它是一种生命，能够感染乃至唤醒另一个生命。文化、文明、精神对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民族乃至一个都具有灵魂的作用。中国农耕文化、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和延续性，永远影响、照耀和激励着后人。
（三）实践原则
在古代文明中，中国的传统农业曾长期领先于各国。我国的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数千年长盛不衰，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整套的精耕细作、用地养地的技术体系，并在农艺、农具、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处于地位。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农业的诸多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和农耕文化。
1.协调和谐的三才观。中国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实现几千年的持续发展，是由于我们的祖先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认识和摆正了三大关系：即天、地、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的关系，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自然的关系。它指的是天道、地道、人道的关系。提出了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论断。强调在农业生产中做到“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而成功多”。“三才”理论是从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中孕育出来的，后来逐渐形成一种理论框架，推广应用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三才”理论中，“人”既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也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赞天地之化育”的参与者和调控者。中国农耕文化与传统农业理念，主张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共生的关系，这是“三才”观的核心。任何社会具有发展前景的文化和经济都必须是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违背自然规律的必然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任何一个从农业生产中发展起来和人民都敬畏天地。
2.趋时避害的农时观。中国农业有着很强的农时观念，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观日测天图像的陶尊。《尚书．尧典》提出“食哉唯时”，把掌握农时当作解决民食的关键。“不误农时”、“不违农时”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指导思想。“顺时”的要求也被贯彻到林木砍伐、水产捕捞和野生动物的捕猎等方面。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以时禁发的措施”。“禁”是保护，“发”是利用，即只允许在一定时段内和一定程度上采集利用野生动植物，禁止在它们萌发、孕育和幼小期采集捕猎，更不允许毁林而搜、竭泽而渔。“用养结合”的思想贯彻于整个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它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也是我国农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3.辨土肥田的地力观。土地是农作物和畜禽生长的载体，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种庄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不断得到恢复或补充，才能继续种庄稼，若地力不能获得补充和恢复，就会出现衰竭。我国在战国时代已从休闲耕作制过渡到连种制，比西方各国早约一千年。中国的土地在不断提高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几千年来地力基本上没有衰竭，不少的土地还越种越肥。我国先民们通过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办法，采取多种方式和方法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古代土壤科学包含了两种很有特色而相互联系的理论——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指出，不同地区、不同地形和不同土壤都各有其适宜生长的植物与动物。地脉论则把土壤视为有血脉、能变动、与气候变化相呼应的活的机体。两种本质上都是一种土壤生态学。中国传统农学中最光辉的思想之一，的宋代农学家陈旉提出“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使一些原来瘦瘠的土地改造成为良田，并在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的条件下保持地力长盛不衰，为农业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种养三宜的物性观。农作物各有不同特点，需要采取不同的栽培技术和管理措施。人们把这概括为“物宜”、“时宜”和“地宜”，合称“三宜”。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认识到在一定的土壤气候条件下，有相应的植被和生物群落，而每种农业生物都有它所适宜的环境。但是，作物的风土适应性又是可以改变的。农业生物的特性是可以变的，农业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也是可以变的。正是在这种物性可变论的指引下，我国古代先民们不断培育新的品种和引进新的物种，不断为农业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因素、提供新的前景。
5.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在中国传统农业中，施肥是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产系统内部物质良性循环的关键一环。中国传统农业是一个没有废物产生的系统。农户生态系统是“小而全”的结构单元，物质封闭循环，几乎所有的副产品都被循环利用，以弥补农田养分输出的损耗。通过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实现无废物生产，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大特征和核心价值。中国传统农业将种植业、畜牧养殖业紧密结合起来，将作物秸秆、人畜粪尿、有机垃圾等经堆积腐熟后还田，顺应了物质能量循环的规律。人们不断的开辟肥料来源，清代农学家杨岫的《知本提纲》中提出“酿造粪壤”十法，即人粪、畜粪、草粪、火粪、泥粪（河淤泥塘）、骨粪、苗粪（绿肥）、渣粪（饼肥）、黑豆粪、皮毛粪等等，差不多包括了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以及大自然中部分能够作肥料的物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感性的经验已经上升为某种理性认识，出现了“桑基鱼塘”的生态循环的生产，就是在鱼塘岸边植桑养蚕，桑叶喂蚕，蚕粪养鱼，塘泥肥桑的良性循环。还有稻田养鱼。这正是当今的有机农业所需的生产方式。
6.御欲尚俭的节用观。古代在农业生产中提出的节用思想对今天仍有警示和借鉴的作用。如：“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天之生财有限，而人之用物无穷”；“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等等。古人提倡“节用”，主要目的之一是积粮以备荒。同时也是告诫统治者，对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否则就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与“节用”相联系的是“御欲”，自然能够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但是满足不了人类的贪欲。
二、农耕文化的传承价值
我国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近万年的农业生产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也是几千年农耕文化形成和发展取之不尽的源泉。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它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时至今日，农耕文化中的许多理念、思想和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如夏历、二十四节气、阴阳五行等）在现代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在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在农业生产中仍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保持本民族特色、传承本国文化传统方面，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
（一）传承农耕文化是保障民族健康生活的源泉
当今中国食品、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主要是农村）是影响和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主要因素。而中国的农耕文化、传统饮食文化，是“天人合一、药食同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人吃的中药、吃的天然食物都是来源于自然界。食物是的药物，我们日常吃的天然食物，都具有天然药物一样的作用。中国部农耕专著《齐民要术》里就收集了几百种食物，都被我们的祖先开始选择食用了。中华民族的祖先选择了吃植物的种子来维持生命和健康，这是非常智慧的选择，“得谷者昌，失谷者亡”。中国的饮食结构是最健康、最科学的。因为我们的传统饮食结构，不仅是由中国的传统农耕文明所决定，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活实践以及食疗保健经验积淀的结晶。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说：“我中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唯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研究和回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饮食结构，我们就能够非常深切地感受到，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就是我们中国的农耕文明。这对于保证全民族健康素质的提高的确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繁衍了几千年，活得很健康，没吃出那么多怪病，得益于传统农耕文明和传统饮食文化。而我们现在是生活越来越好，病越来越多；优良传统抛弃的越快，各种现代病生的越怪；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难。快速的发展与设施使人们远离了大自然，精美的食物弱化着人们的消化能力，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高血压（2亿人）、糖尿病（9500多万人）、肥胖症人群。难道我们不该反思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还有“农历”，还有农耕文化精神，这个人就拥有了健康之根、快乐之本、幸福之源。因为农耕文化的本质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这个合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顺应自然。农耕文化的精神是化育和养成。
（二）传承农耕文化是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农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质量、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也随之突显。我国粮食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大量增加化肥和农药的投入。在我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条件日益趋紧的状况下，继续靠增加资源和化学品投入来增加产出的余地越来越小，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压力越来越大，以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为特点的农业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农产品质量，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借鉴和吸纳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精华，遵循自然规律，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逐步减少化学品的投入，发展生态农业，注重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协调。
农业本身是人类长期认识自然、适应自然过程的结果，农业任何革新和发展都不应忽视过去的经验和成果。中国传统农业从来就是低碳环保的，只是近几十年中国的农业才变得“化学化”，成为污染的领域。传统农业中有许多好的东西，是当地劳动人民依据自身的自然资源和物种间的关系，运用本土的、独特的、独创的耕作技术和实践经验，经过世代不懈的努力形成并传承下来的生态平衡系统和农耕文化。现在的农业生产中抛弃农家肥、有机肥，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并忽视农作物的倒茬轮作，人畜粪便无处理的排放，生产生活垃圾的任意丢弃，毁林垦荒，草原过载等不理智行为，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不仅维系自然生态平衡的生物链、害虫的天敌遭到灭顶之灾，而且危害到了人类自身的生活和健康。许多数千年来哺育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民间用具、民俗用品、传统农具、传统技艺，以及我国农业的许多优良传统和理念正在走向衰落和消失。农业本身具有的调节生态、田园风光、观光休闲和文化传承的多样性功能被忽视。如何在时代演进中，在发展现代农业中，有效保护和借鉴利用我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使数千年传承下来的农耕文明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继续发挥其有益的作用，的确到了值得反思、值得重视的时候了。
面对现实如果我们束手无策，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只有按照我们人类的共同经验：当我们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办法和一条更好的路径时，我们就要回过头去，回到先民的智慧当中去，回到我们的传统当中去，看看我们的先民留下了什么遗产给后人，看看我们的先民的那些智慧和理念，今天依然需要传承。农耕文化毫无疑问就是先民给我们留下的具有重要传承价值的遗产，是可持续发展的良好资源。农业，在生产人类赖以生存的食品及工业原料的同时，也传承着文化和文明，农业的多样性和多功能性需要人们不断的认识、正确的对待、科学的利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7年1号文件）中指出：“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旅游、文化传承功能”。陈晓华副部长在2009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上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传承农耕文化，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有益成分，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现代农业，是重要的精神资源和必不可少的文化滋养。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有着密切关系，在人多地少的中国，保障粮食，必须不断秉承精耕细作的集约化耕作制度，需要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增加农民收入，拓展农业功能，发展休闲旅游农业和农村服务业，需要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循环农业发展，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推进农村节能减排，需要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促进乡村文化事业发展，同样需要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民俗传统和地方特色文化保护，维系生产生态生活的和谐更离不开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