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正被全球瞩目，但这个产业在国内却渐入瓶颈，流通是困扰其发展的重要环节。“生产方+平台方+城市运营商+终端消费者”的四级流通模式能否在现实中奏效，需要时间的检验
在一系列几乎覆盖所有产业的变革之后，资本的焦点终于转向了中国的农业。
2012年5月，日本商社丸红以逾50亿美元的价格，从美国几家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手中购得美国谷物贸易商Gavilon。丸红认为未来几年中国将成为玉米净进口国，而这样的变化将改变全球农产品（000061）的市场格局。中国上一次成为农产品进口大国是在1995年，中国当时对大豆的需求曾导致大豆价格持续上涨，并致使远在南美的巴西将大量土地变成农田。
这并非丸红眼光独到，围绕中国农业产业的博弈在过去几年中几乎已经升华为一个全球性财经议题。但墙外红遍并不必然意味着墙里花香四溢，考验中国农业的主题似乎从未变化，“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
农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CEO邹宇哲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只要能解决这些流通领域的顽疾，产业的曙光应当不再遥远。但此前不久，志在于此的他刚刚遭受一次失败：他希望以农村市场为切入点进军三农产业，但传统力量的阻碍让他在坚持一段时间后被迫放弃。
“要依靠开店争取农村市场，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我们的对手不是横向而是纵向的。”邹宇哲表示，“没关系，我的偶像是史玉柱。”二次创业，邹宇哲将战场从农村换回城市，从农舍移到商圈，只是主题仍是流通。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农业未来很长时间内的主题。
物流之殇
物流已经成为一种难以言说的痛。当前，物流成本占到中国国内最终菜价的2/3和各类产品物价的1/3，物流成本在GDP中所占比例高达18%。而在美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新世纪（002280）以来一直稳定在10%左右。2002年，这一数字甚至一度降至8.7%的历史低位。
高昂的物流成本有其自身特殊的形成原因。和发达比，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远远滞后，这种情况在农产品运输领域得到了更的展示。中国农民布局分散且多在偏远地区，物流设施的滞后、政府部门的割裂、信息手段的缺失都在压缩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中国自身的市场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市场开放之初，原有的批发零售网络被打乱，大量个体商贩进入流通领域造成批零差迅速减小，时期批发与零售的价格差一度只有几分钱。
“这样的价格差极为反常。即便在日本这样物流产业发达的，批零差也在15%以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扬表示，“这一畸形结构的形成，既与我们没有承认合理流通成本密不可分，也与当时市场中特殊的就业结构息息相关，进城务工人员在那个特殊时期承担了畸形价格结构的后果。”邹宇哲说。
城镇化不断提速的大背景下，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取代下岗职工成为城镇市场的就业主力。与后者相比，初入城市的前者对生活条件的要求大为降低：只要生活条件相比务农有所改善，这一人群就可以接受相当微薄的利润，是这一人群用勤劳承担了畸形批零差价的经济后果。
但在城市中生活十年并有了子女之后，这一群体也会不可避免地要求改善生活。他们也需要用更高的收入弥补背井离乡的苦闷，改善夫妻双方家庭生活并确保子女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也是从2003年到2008年间，农村雇工成本开始逐渐迫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
“对自己，中国人能忍则忍；但对孩子，中国人能松就松。”谢扬表示。“由此造成的价格上升是合理的成本增加，我们不能一味要求稳定价格而忽视客观现实。比单纯稳定价格更重要的，是在农产品质量与价格之间寻找到均衡，而这需要依据现实构建多样化的流通渠道。”邹宇哲说。
改革之困
中国一度希望通过发动民间资本解决农产品供给问题，“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的政策因而出台。但当1/3以上的批发市场转为私营，围绕是否应该介入农产品流通的争议却轮回般地回归，人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通成本问题。
“当初，工商总局在社会要求下退出了批发市场的运营。如果国有资本现在回归农产品流通领域，可能会被指责为政企不分。”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谢扬表示，“对于农产品价格一定幅度的上涨，大家其实应该理解和包容。”
农超对接是另一个被寄予希望的选择，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未因此缩短。超市的本质是产品过剩前下的赊销，但农产品的时令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像一般工业品那样长期供给过剩。因此，全的超市中农产品的比重都偏少，而农产品中鲜活农产品的比重则更低。
在提供便利的同时，超市还会带来许多其他的问题。地理位置的垄断、进城费和摊位费的叠加都会带来价格的上升，超市也提升食品的标准化、加强对农民的支持。因此，中国在搞农产品的农超对接，但是作为超市的发起国——日本现在却在开始反思超市的问题。
“在合作社发展充分的地方，可以适当开展农超对接；但在其他地方，发展农超对接必须慎重。”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安玉发表示，“因为在大量农户散种散收的背景下，现在中国还没有任何组织能够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
在国外，农协代表农民与超市交易，并根据一段时间的平均价格水平向农民分配收入，其间不存在结算环节。但在我国，代表农民的合作社本身就是中间商，合作社与超市的对接又需要其他中间商的支持，复杂的流通环节意味着其与真正农超对接的概念已经相去甚远。
多种措施不力之下，价格干预成为中国农产品市场上的独特现象。尽管屡奏奇效，但价格干预仅是特定情况下可稳定市场的一个备选手段。它扭曲了价值规律的作用方式，使市场自发调节功能失效。在更长的时间轴上，每次价格干预几乎都以价格水平更强劲的反弹结束。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先发展针对高端用户的会员制农产品直销品牌。”安玉发将市场需求主体的细化视为解决流通问题的钥匙，因为这是农产品品牌化与标准化建设的基础，“会员制的优势是企业可以组织会员参观农场，这有助于解决食品背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模式之辩
安玉发的想法与邹宇哲不谋而合。“一个关系几亿人就业和十几亿人生活的产业，却没有一个知名品牌，这本身就是一个反常现象。而反常的背后通常都是一种商机，这种商机必须借助创新才能实现。”邹宇哲认为农产品品牌化应先于标准化得到建立，“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沉淀过程，有品质的商品引领有品质的生活，有品质的生活再来创造有品质的价值观。”
邹宇哲在尝试将O2O模式（Online To Offline，又称离线商务模式，是指线上营销、线上购买带动线下经营和线下消费）引入农产品流通领域。O2O是一个源自中国但尚未获得国际承认的电子商务模式，它将线下商务与互联网结合起来，从而使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虚拟前台：订单在线上产生，交易在线下进行，交易清晰可查，推广透明。
借助线上线下的两级分销，邹宇哲希望最终建立一个“生产方+平台方+城市运营商+终端消费者”的四级流通模式，从而取代现行的多环节结构。“四级流通和两级分销理论上可以使农产品成本降低一半。”邹宇哲表示，“对于农产品流通，这应该是一种可供借鉴的模式。”
2011年，KPCB合伙人约翰·杜尔（John Dorr）曾提出一个概念：SoLoMo，即将社交、本地和移动结合在一起将是未来主流的商业趋势。O2O无疑暗合这一要求：它以线上社交增强用户黏度，又通过线下交货提升购物体验，最后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实现无缝链接。
O2O模式解决了传统行业的电子商务化问题。但O2O模式又与传统的互联网模式有着明显的不同，其线上用户粘度并不取决于网络本身，而是取决于企业线下能力的高低。那些线上迅速崛起的创业型公司能否掌控稳定的线下服务体系，成为O2O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
对于农产品，类似的要求无疑更加严格。农产品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保质，保质就离不开保鲜措施，这就决定了农产品的出售离不开实体店和冷链的支持。所谓冷链，是指为保持产品品质，而使产品在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始终处于恒定低温状态的整体冷藏解决方案。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购物半径的最小化，我们的答案是社区店。因为正常情况下，社区店完全可以自负盈亏。”邹宇哲计划一年内在北京各大商圈整合100家社区店，这与他正在运行的门店数量——一家远在洛阳的门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规模其实无法绕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全冷链配送的成本降至，也只有这样才有机会争取最终的成功。
“中国的农业传统得如此根深蒂固，改变绝非朝日之功。因此，没人能准确预料农客会否成功。”邹宇哲表示，“但这些其实也不重要。农业品牌化与标准化的道路，需要很多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共同努力去实现，但愿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可以激发一些新的有益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