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曾是中国农民形象的真实写照。
锄头、镰刀、扁担、耕牛，这曾是中国农民的“农家四宝”。
9月，记者深度调查湖北、河南、黑龙江等地农村发现，历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局，“农家四宝”正逐渐淡出田野，中国农民数千年弯腰种地的历史正在走向终结。
1959年，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农民的梦想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逐渐成为现实。
大冶灵乡镇农民的传统农具进了博物馆
9月11日，记者走进了大冶灵乡镇谈桥村的“农耕文化馆”。今年2月，村民明曦敏锐地发现很多传统农具正在消失，他想为传统农耕文化做个记忆的“备份”。
明曦指着农耕文化馆的草滚、水车对记者说：“这些在农村已经绝迹了，早被劈了当柴烧。”馆内还有镰刀、锄头、扁担。“我们打个赌，不出10年，这些农具在大冶农家也很难看到了。”
村里的老铁匠汪冬林赞成这一说法。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他日夜打锄头、铁锹，一年光锄头就能卖1000把，迅速成为万元户。
汪铁匠明显感到生意不好是从2005年开始，当年是湖北早于一年取消农民“皇粮国税”并进行大规模农业补贴的时候。这一年下来，他的锄头只卖出去了几十把，镰刀也只卖了十来把，农民种田大都用上了机械。
“还用锄头镰刀，我这把年纪哪还种得了32亩地？”66岁的村民王能雄是灵乡镇散户里种植面积的。
1981年分田到户后，他分到了5亩田，此外还帮别人家种10亩田。“那个时候年轻力壮，但要种15亩田，一家人真要拼命干啊！”他说，每年的三伏天要割早稻种晚稻，“比牛都要辛苦，身上要晒脱几层皮。”
后来他深感体力不支。1996年，他把别人的10亩地退出去，只留了5亩责任田。
从2000年开始，他种田的欲望开始复苏。这一年，他开始请别人用拖拉机来耕田。“春耕如翻饼，秋耕如掘井”，改用拖拉机后，每年的春耕和秋耕，他只要给农机手打个电话。他们家的传统农具被丢在猪圈旁，锈迹斑斑。
去年，王老汉的田增加到32亩。今年，他买了拖拉机、收割机。明年，他准备再多种20亩地。他笑着说：“做梦也没有想到，年纪越大，种的田越多。种田越多，要做的事情却越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有力的手段。”这一论断在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得到反复的印证。
9月29日，大悟县大新镇，伴随着《在希望的田野上》的音乐，水稻收割大比武拉开序幕。
参加比拼者，是由30个农民组成的人力收割队，和来自孝感春晖等全省9个农机合作社的收割机。1亩的稻田，看谁收割完。摘得桂冠的是30个农民的收割队，用了6分31秒，与之对抗的安陆千丰合作社的“洋马二号”收割机，用了6分58秒。
大新镇沈城村的妇女曾菊英说，“别看我们的水稻割了，稻谷还在杆子上，还要脱粒、运输、晒谷、装袋，机器收割的稻谷都捆好了，可以直接卖了。”
据农民测算，1亩地的人工收割、脱粒、晾晒等成本为375元。而用收割机，市场价格为每亩120元。
据专家测算，这台普通的收割机的效率是人力的90倍。
据介绍，除了农机下不了地的边角田块还在使用“农家四宝”之外，沈城村农民的田地或者全部流转给农机合作社，或者请农机来耕作收割。
新洲“刘集经验”的前身后事
农业大市天门市农民首次被农机“征服”，是60多年前的事情。
1946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天门多宝镇罗汉村创建中美合作农场，装备美国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87台。
82岁的天门离休干部董俊灵跟农机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当时他才上初中，总是趴在农场的外墙上看稀奇。“那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农场里的拖拉机前面割芦苇，后面的地就耕整出来了，农民都惊呆了。”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而今的天门沉湖林业示范区内，装备有380万元一台的玉米收割机。这个名叫“大杰克”的收割机轮子比人还高，驾驶员坐在驾驶室里吹空调、听音乐，而它收割玉米的速度达到每小时30亩。这片2万亩的耕地，仅靠24人完成。
在荆门农谷，共有9架农用飞机，承担着飞播造林、飞防、灭蝗、灭虫、降水等作业项目。农户每拿出1元钱用在农用航空作业上，在收成上可以多赚8元钱。
荆楚大地上，农业机械化的梦想正逐渐变得清晰。这距离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论断，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也许很少有人想起脚下的这片土地，正是新中国农业机械化梦想的出发地——1966年，次农业机械化会议在武汉召开，这一切源于刘集经验。
刘集公社曾是中国红极一时的农机典型。
9月17日，武汉市新洲区刘集镇，74岁的吕金孝是当年新洲的大学生拖拉机手，他回忆道，当时刘集公社只剩下不到10头耕牛，拖拉机、收割机等大小农机共计100多台。
刘集的成功，孕育了共和国一个惊人梦想：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但是，运动式的刘集经验没有推广性。省农机局局长吴庆峰说，刘集的机械化是行政命令下，聚集中央、地方财力推出的一个典型，而当时的生产力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
吴庆峰说，在人工极其廉价而农业机械昂贵的背景下，农民自然地会选择人工，而非机器。这也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替代的劳动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机器。”
有关“1980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宏大构想被证实是过于超前的追求。1982年，刘集分田到户后，除了手扶拖拉机被农民购买回家外，大中型农机都被当成废品卖掉了。
吕金孝回忆，当时新洲举水河两边堤坝的草场上，都是吃草的耕牛，“一夜之间，刘集的农民又回到了牛耕手割、肩挑背驮的年代。”
而如今，新洲区13个乡镇中，双柳等3个镇已成为无耕牛镇，全区的无耕牛村共有140多个。
新洲区农机服务中心主任叶建华介绍，今天的农机化是农民内在的需求，随着农民购买力的增强，加之政府大量的农机购置补贴，催生了农机化时代的急剧逼近。目前，刘集镇仅联合收割机等大型农机就达351台，而小拖拉机等小型农机几乎是每家都有。
河南漯河的农民为何挺直了腰杆
2004年，主席胡锦涛签署了主席令，公布了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强调“鼓励、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河南漯河市舞阳县韩寨村74岁的退休教师韩记栓对此记忆深刻。
今年3月17日，温家宝总理来到该村考察农业。
温总理问起农业机械化的话题，韩老师说：“农民们基本上都靠机械种植了。过去耕田靠牛、驴子、骡子、马，现在这些家畜都是养肥后下汤锅。过去是勤快人种庄稼，现在是懒人种庄稼。”
温总理说：“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了，分散的土地必然要有人进行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是必然趋势。”
9月30日，中秋节。村书记韩红告诉记者，该村700多户人家，家家有拖拉机、脱粒机、抽水机，村里近年新购的每台20万元的大型收割机就有20多台。
嫌种地太苦，韩红前几年一直在外做生意。如今，他收回了自家农田，花11万购买价值22万的玉米收割机（因为有财政农机补贴），主要出租给农民收割庄稼，估计3年收回成本。
记者路遇村里的“困难户”韩营召，他也买了拖拉机。3个儿子在外打工，他和老伴种8亩农田。
韩支书说，以前农民种地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已经告别弯腰时代了。这些年，村里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村里1300个劳动力，除了几十个农机手外，几乎都进城打工。
当年很多下放知青的愿望就是当城里人。如今考进城里上大学的孩子更愿意选择回乡当农民。
80后王晓磊是北大荒人。大学毕业后，他在青龙山农场种了200亩地。9月27日，记者看着他开着私家车，赶往田间察看水稻收割情况。
北大荒农垦总局农机局长李俊介绍，北大荒的农机率高达97%，传统农具早已绝迹，农机装备已经达到发达水平。
农业部资料显示，近8年的农机购置补贴达744亿元，受益农户近2000万户。2011年，农作物耕种收割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4.8%，近10年的增幅超过之前30多年的总和。我国农业生产方式成功实现了由人力畜力为主，向机械作业为主的历史性跨越，解放了中国3/4的农业劳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说，随着农民实际购买力的提高和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催生了农机化的快速发展。
华农大工学院院长廖庆喜说，基本实现农机化的标准是农作物耕种收割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保守地说，中国基本实现农机化约需要10年—15年。
记者采访了黑土地上新中国位女拖拉机手梁军——第三套人民币壹圆券的人物原型。
82岁的她感慨地说：“我争取活到100岁，见证中国农业机械化的伟大历史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