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包含农林牧渔四个产业，从四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占比看，绝大部分劳动力属于农业劳动力（除海洋渔业外，这四个行业的劳动者大多彼此兼职，也习惯统称为农民）。故为了研究方便，就把产业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等同起来。那么，农业劳动力多少才算合理呢？这应该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用地（或耕地）面积；二是劳动生产率水平。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产业就业人数为2.89亿，而农业用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及其他农业用地五类）面积为524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为109.99万平方公里（银行数据，而中国官方的认定的为121万平方公里），与地广人稀的美国相比，中国每万平方公里耕地对应的农业劳动力为262.64万人，几乎是美国的200倍。当然，中国近乎精耕细作的农业与美国粗放经营的农业缺乏可比性，但与人均耕地面积远小于中国的日韩比，则有一定的可比性（表4）。
将单位耕地面积对应的农业就业人数作比较，中国是日本的4.58倍，韩国的2.53倍；经人口密度修正后的单位农业用地对应的农业就业人数，中国是日本的2.52倍，韩国的2.19倍。显然，中国2009年的产业就业人口存在明显的高估可能。
假如目前日韩的农业劳动力人数是相对合理的水平，那么，比日韩在农业经营上更粗放的中国，单位耕地面积或农业用地面积所对应的劳动力数量应该比日韩更少些才是合理的；即便与日韩无差异，按照就业人数/耕地面积比例相等原则，中国未来合理的农业就业人口应该是在6308万（对应日本）至11419万（对应韩国）之间。若根据经人口密度调整后的农业用地与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关系进行推算，则中国合理的农业就业人口应该是在11464万（对应日本）至13192万（对应韩国）之间。
所谓“合理”的农业劳动力水平，永远是一个相对概念，也不可能有一个精准的答案。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已经吸引大量劳动力从产业流出。统计表明，产业的GDP占比，已经从30年前的30%直降至10%，这在全球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也应该与之相适应。
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在制造业大国间普遍存在，其本质原因是由劳动报酬率决定。因此，比合理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更容易确定的，是合理的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如中国劳动力老龄化的现象同样还发生在环卫、园林等专业性不强、报酬率偏低的行业。有学者判断中国种田农民的平均年龄高达57岁，这与发达制造业大国的农业就业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相差无几了。
这几年来，从产业转移出来的农民工每年增加1000万左右，其中85%以上是50岁以下的劳动力。根据官方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推算，过去3年中大约有2450万的50岁以下农业劳动力转为农民工，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速度非常快，换言之，中国目前的农业劳动力数量，距“合理”水平已不远。依据日韩农业劳动人口与耕地面积、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关系所推算出来的合理的最多农业人口与最少农业人口的区间为6308-13192万，则中位数为1亿左右。故保守估计未来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合理水平在1-1.2亿之间，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将上升至60岁左右。
农村劳动力剩余规模与转移趋势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产业劳动力实际规模可能要比官方公布的数据低得多。如前所述，依据农村年龄结构所推算出来的农村中主业为农业的劳动人口，2009年在1.21-1.79亿之间，即便按上限1.79亿估算，考虑到从2009-2011年农业劳动力转移约在2000万，那么，到2011年末农村以农业劳动为主业的人口大约为1.6亿。这与如前推算的1亿-1.2亿的合理水平相比，只多出4000万-6000万，这或许就是可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剩余规模总量了。如果按平均每年800万的农业劳动力转为农民工的速度，则至2017-2020年，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就将转移完毕。
从上述讨论中，又可以引申出另一个话题，即中国的城镇化率。如果城镇化不以常住人口（在某地居住6个月以上）的概念来划分，而是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非农就业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则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了。这也意味着，我们所憧憬的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城镇化因素，其动力已比较有限。
有人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存在障碍，即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不利于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但过去30多年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非常神速，而支持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则是劳动力的充分流动。现有的户籍限制制度和社会保障的不充分，只是不利于农村人口到城市的定居和人口与其他社会资源之间的合理配置，却未能阻碍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如城市中的环卫工、园林工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农村的中老年人。因为没有退休金，才导致农村中老年劳动力也流向城市，这是西方发达乃至如今的发展中都很少看到的景象，也更能证明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性为全球之一。
而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城乡一体化。既然劳动力已经充分流动了，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是否也就缩小了呢？如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发展中通过工业发展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最终形成刘易斯拐点，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中国在2004年出现民工荒，表明农村劳动力已经从过剩变为短缺，不少学者称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但城乡收入差距却在拐点出现之后继续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也不可能在今后10年内基本消失，但可以确信的是，10年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该所剩无几，即经历所谓的刘易斯（第二）拐点。这也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并不代表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是取决于劳动报酬率的差距，二是取决于公共福利的差距，前者属社会分工的结果，后者则取决于制度安排。
从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2000年第二产业劳动力人均增加值是产业的7.1倍，到了2010年，略降至5.9倍。由于官方公布的产业就业人口存在高估可能，实际的一、二产业的人均产出差距会小些，但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达到3.3倍的现象看，继续从事农业劳动的，应该是以缺乏其他就业机会的低端劳动力为主，故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也是必然趋势。
进一步考察各省市的产业人均增加值在2000-2010年间的排序变化情况，可以发现2000年排名最后15位的均为中西部地区所属的省市，至2010年，排名最后15位的仍为中西部的省市，说明农业人口转移规模大小对当地农业产值的影响并不太大。尽管在过去10年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产业的人均增加值提高了2.63倍（未考虑物价因素），但中西部地区很多省市的农业人均增加值还是非常低，存在劳动力继续外流的需求。如2010年贵州、云南、甘肃、山西等地的产业的人均增加值不足1万元。
从未来趋势看，农村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仍会继续，但转移的速度应该会放慢，即从过去的每年1000万左右，放慢至800万左右，且新增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水平，也将不断上升，40-50岁的农民工将成为转移的主要年龄段。
从目前来看，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转移的规模稍大于东部地区，且留在本省的占比有所上升，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投资高增长所拉动的劳动力需求。但中西部地区投资高增长能持续多久呢？投资的低回报率和地方政府债务承受能力决定了这种高增长模式难以持久。中国的大城市化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其结果是规模不经济现象比较突出，投资回报率不断走低，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因此，未来农民工向大中城市集聚将逐步形成趋势，即农民工彻底脱离土地，成为城市人，但遇到的障碍则是户籍制度的约束和社会保障上的欠账。
中国现有的产业劳动力人数远低于官方统计数据，这意味着今后可向城市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人口大约只有4000万-6000万，未来由城镇化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已经所剩不多，城镇化进程至多持续到2020年左右。城镇化进程基本完成之后，应会出现以产业整合为导向的大城市化过程，人口进一步集聚与老龄化相伴相随，这便需要政府部门大幅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从而使中国面临如何应对债务负担加重、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