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在工业化推动下，日本快速完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产业就业比重从1950年的48.7%下降到1985年的8%，平均每年非农转移36.5万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导致农户结构发生转变，传统的自耕农逐渐演变为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所谓专业农户，是以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户；兼业农户分为两种类型：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农户被称为类兼业农户；以非农为主、兼营农业、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农户被称为第二类兼业农户。
据统计，1950年日本专业农户、类兼业和第二类兼业农户数量分别为308.6万户、175.3万户、133.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比例分别为50%、28.4%、21.6%；到2010年总农户数下降到163.1万户，其中三类农户的比重分别为27.7%、13.7%、58.6%，兼业农户数量是专业农户的2.6倍。兼业农户的数量变化是先增后减，1950年到1970年每年增加7.3万，于1970年达到455.7万户，此后逐年递减16.9万。专业农户总体数量呈减少之势，变化速度先快后慢，1950~1970年专业农户年均减少11.2万户，1970~2010年年均减少1.97万户。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对各类农产品的消费需求相应增加，受饮食习惯的影响，日本社会对稻米需求十分旺盛。为保障国内稻米供给，保持稻米高度自给，日本政府主要实行了以下措施：
实施价格补贴。据统计，2012年日本以销售为目的的稻作经营体为107.1万个，其中规模不足1公顷的为76.93万个，1~5公顷的为26.3万个，5~10公顷的为2.37万个，超过10公顷的为1.5万个。不同规模的经营体种植水稻的平均毛收益为167万日元，高于其他农作物，且收益随耕作面积的增加而提高。为保障稻米供给和农户利益，日本政府制定了稻农收入支持政策，对水稻种植户实行补贴。2012年日本政府用于稻米收入补贴的支出为1929亿日元，这一政策的对象为销售农户，补贴标准为每公顷15万日元。为避免价格波动给农户造成损失，日本在2012年还制定了米价变动补偿金政策，以2011年大米平均售价为基准，若本年米价低于基准价格，则由政府对差额部分进行补偿。据统计，2012年日本政府用于支付米价变动补偿金总金额为294亿日元。稳定的种植收益是保障农户种植水稻积极性的首要条件。
推行灾害保险。为减少自然灾害给稻农造成损失，维护稻米生产稳定，日本制定了农业灾害保险制度，要求北海道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在0.3~1公顷以上、都府县面积在0.2~0.4公顷以上的农户必须加入共济组织，小于此规模的农户申请自愿加入。保费由政府财政承担一半，剩余部分由农户负担。承保方式共有5种。其中一种以耕地为单位，水稻减产后，农户得到的补偿金额等于减产量与单位共济金额的乘积。共济组织根据常年产量对农户耕地设置基准产量，并设定单位共济金额和补偿比率。假设基准产量为500公斤，补偿比率为70%，共济组织承保的产量即为350公斤单位，单位共济金额为200日元，若当年产量为300公斤，农户即可得到共济金10000日元（共济减产量50公斤与每公斤共济金200日元的乘积）。
实行关税保护。日本政府对国内水稻生产采取高保护政策。日本国内市场中大米价格较高。为保障国内稻农收益，日本利用关税配额与高关税对国内大米市场实行保护。对配额外的进口大米征收高额从量税，其税率高达每公斤341日元。高额关税阻挡了国际市场低价大米对日本米价的冲击，从而使得日本稻米价格维持高位运行，通过较高的价格保障了稻农商品化生产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