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0岁刚出头的齐岗从农校毕业，不顾村里人的嘲笑，偷偷借钱在自家地里搭建了一个蔬菜大棚，因为当年“小赚一笔”，第二年家里人不再反对，支持他扩大规模，但因拥有流出土地意愿者较少，经亲戚朋友多方活动，直到2011年年底，共增加土地300亩。
2012年，28岁的刘大卫决定结束4年的北漂生活回乡“干点正事”，不同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他，并非农学科班出身，但在“包工头”父亲的“财政资助”下，当年一次性流转土地2000亩，他计划种养结合，协同发展。
齐岗和刘大卫都是安徽界首市光武镇人，两人流转土地一路之隔。得益于近年来当地政府的重视，当周边省份及市县仍在零散流转土地时，他们得以成片流转土地已达上千亩。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下旬，界首市土地流转率达到70．2％，远高于安徽同期28．7％的流转水平，也高于江、浙、沪等周边地区的多数市县。
就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不断涌现，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都呈现“双加速”局面，此前，一些苗头性问题的“转正”，也亟须顶层设计跟进。
规模多大是适度？
“我还想再要一些地。”面对记者和当地干部，刘大卫毫不隐藏年轻人特有的冒险特质。
“不行。你先把这2000亩地种好再说。”界首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建说。对于这样规劝的原因，王建解释称，今年秋收他突然接到刘大卫电话，收下来的小麦无处晾晒，最后不得不动用“权力”帮其联系附近工业园区和当地粮站晒场才得以解决。“加上老天爷帮忙没下雨，否则你看他现在还能笑得出来？”王建说。
为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界首市同其他市县一样，政府大力引导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而流转催生了一批大户和特大户。在界首市的土地流转中，100—500亩连片流转的有713户，流转面积15．7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39％。流转500—1000亩的有36户，流转面积2．4万亩；流转1000亩以上的有10户，流转面积1．7万亩。
大户们的涌现也带来了新问题。在界首市靳寨乡前郭村，2012年当地几个家庭以每亩800元联合流转500多亩种植小麦，由于管理不善，小麦长势较差，产量偏低，午季赔钱，好在秋季作物丰收，全年得以保本。合肥市庐江县一大户，2年前流转了500亩，今年退回250亩，原因是成本太高，不合算。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但对于适度规模经营的面积，并没有做明确要求。正因如此，“垒大户”、“特大户”频现，为了达到“成片”目的，许多地方更是出现了“整村流转”的现象。
“多大规模是适度，没有统一指标，安徽也没有定量模型。从实际生产看，20亩到300亩之间种植户经济效益往往是的。江淮地区家庭种粮规模以50亩适宜，淮北面积可以稍大一些。”安徽省农委副巡视员胡桂芳说，农业生产利润主要受气象灾害、市场波动影响，规模经营很难解决这些问题，有规模不等于有效率，规模经营也并不一定产生规模效益，一味地追求规模很有可能使农业生产的成本超过收益。
“大户拥有多大规模才算合理，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大户们有增大流转面积的冲动，毕竟是市场化流转，政府只能引导，农民要流转给谁我们不能干涉，但政府需要提醒大户们注意风险。”王建告诉记者，他学的是农学，二十多年基层工作经验都与农相关，经验告诉他，大户们可以“冒进”，但政府不能。
流转率在多少属适宜？
“70．2％的流转率是不是太高了，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正在研究，究竟一个地区流转率要达到多少，还需由市情决定。”界首市委常委、市长李磊说，土地流转在界首比别的地方更迫切，必须这样做。一是界首市是安徽人口密度的县级市，人均不足9分地；二是界首属平原地区，适宜规模化经营；三是因人多地少，界首的常年外出务工人员占劳动力比例达90％以上，当地百姓惜地心理不重。
2010年，界首市全市流转面积只有8．6万亩，2011年、2012年以及截至今年10月底的三个时间段，分别新增流转面积1万亩、11．4万亩、19．8万亩。不到3年时间，界首市的土地流转面积增加了4．7倍，年均增长68％。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数偏远农村大致拥有三类农民：类是不准备当农民，第二类是继续当农民，第三类是“留守”农民。类希望土地流转，在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之前，愿意留着土地有个退路和保险。第二类欢迎离开的农民把土地流转给自己，但土地不加限制面向任何人自由流转，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在流转费方面，农民靠种地收益能付得起的流转费根本无法与实力雄厚的城市工商资本竞争。第三类既不愿意土地流入也不愿流出，即普遍认为“有一亩三分地提供一份口粮即可”。
如果没有外力介入，从这三类农民看，土地流转速度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适应，流转率不可能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达到较高水平。另外，对于丘陵和山区来说，地势高低不一，弯弯曲曲的田埂几乎把现代科技拒之田外。山区果林产量与田间管理密切相关，日常照管需要大量劳动力，土地面积越大，管理难度也越大，只有小规模才可能精细化。
并且，就上述三类农民情况来看，只有类和第三类农民愿意也有可能流出土地，但他们当前并不着急。这就意味着，如果完全遵从农民意愿，土地流转率达到一个较高水平需要相当长时间。此外，即便是在20年后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仍将有4亿多名农村人口，每家平均经营规模也只有二三十亩，流转率也仅在50％左右。如果在短期内一味追求高流转率、追求土地规模，一方面会加剧农村人口流民化，另一方面，会埋下隐患、增加农民对立情绪。
“在大量农民无法从农场真正转移进城之前，我们应该保护小农户的利益，而不是支持、鼓励土地向特大户和工商资本转移。”安徽省农委经管站主任科员桑强兵说，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要充分考虑短时间、区域性、大规模流转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研究相关配套政策，在精细化指导上下功夫，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下一步流转工作。
“非粮化”为啥加剧？
10月10日，中信信托推出国内首单土地信托计划，试点流转面积5400亩，远期目标为2．5万亩。随后，北京信托宣布其首单土地流转信托在江苏无锡落地，预计年内流转面积可达3万亩。披露的信托计划显示，前者流转后土地拟建设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园区规划为五大板块，涉及到二十多个子项目，种粮只是其中一部分，后者主要种水蜜桃，并且，从土地性质上看，种植水蜜桃的土地属林地，如果3万亩均是林地则无可厚非，但如果在耕地上种桃树，则耕地需变更为林地，而一旦信托结束，林地再变更回耕地，将不适宜种粮，这些细节，信托计划均未披露。
对于土地流转，“非农化”是被明令禁止，而对于“非粮化”，因界限在哪并不明确，各方态度“暧昧”，原因有二。
，农产品价格体系不合理，土地“非粮化”效益高。
农资费用在不断上涨，而粮价上涨幅度有限，且农资涨幅大于粮价涨幅，大户们规模经营后，粮食逐年增产空间逼近极限，随着流转费和人工费不断上涨，在两头挤压下，种粮效益减少，而一旦种粮规模效益被吞噬，大户们要么退出，要么改种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这是“非粮化”不得不为之的一面。
齐岗对此理解更深。他告诉记者，规模生产，正常提益的出路无非如下几条：一是降低成本，但这相当难，农药、化肥、种子这些都是刚性成本，以前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是不算成本的，如今要雇农种地，成本只会增加。二是利用现代机械化耕种提率，其实，现在农村早已实现了机械化耕种，机械化集约化空间早已被大大压缩，大资本如果继续种粮则没账可算，甚至亏本。
第二，改种经济作物属优化产业结构内容之一，允许。
土地流转后，因并未明确流转的农地必须种什么作物，如果不种则要承担何种风险和责任，新型经营主体内有不断扩张发展的压力，外有资本逐利的冲动，综合选择，他们改种属“常理”，不同的是，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和此前传统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所形成的“非粮化”已有明显不同。
农户对农户流转的土地基本还是用来种粮食，但农户对协会、农户对企业、农户对种植大户的流转，背后都有大资本在支持，多数出现了“非粮化”趋势，这一趋势正在加速，并且，越是发达地区、越是城郊结合部，土地流转后的“非粮化”势头越猛。
“对于‘非粮化’，一方面不能过度干预，因为这是该阶段耕地流转一种市场行为选择，是农民自愿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要从粮食的战略高度密切关注发展趋势，防止过度‘非粮化’。解决办法，需要优化粮食生产布局，加大对新型规模经营主体扶持力度等一揽子措施。”安徽省农委综合处副处长刘学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