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合格的新型职业农民并不容易。“张晓山说，除了是生产者之外，新型职业农民必须是经营决策者，也是投资者，还是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承担者，这比成为一个合格的产业工人要求高得多，其也理应获得更高的收入。除了劳动报酬外，职业农民还应该得到他们作为经营决策者、投资者、风险承担者的收入。
”当前农民必须从传统农民快速转变到新型职业农民。“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顾益康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转变，农业就没希望。只有农民转变，才可能实现小康，甚至大康。“他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应有五个特征：
一是有意愿。就是要爱农敬业，要一心一意搞农业;二是爱学习。就是要肯学习、有文化，做学习型农民;三是懂技术。就是要有专业技术特长，是农业行家里手;四是会经营。就是要有经营管理才能，会投资理财;五是讲德行。就是要讲诚信，要有农业职业道德。而这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三者共同努力。”
同时，也要看到，就如四川江油大康镇星火村村委会主任李文菊所说，目前农村这样的新型职业农民少得可怜，“我们缺乏大量的农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现在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增加，在家务农的年轻人很少，希望能有政策让更多有知识的年轻人选择务农，选择留在农村。”
亟待配套政策
当前，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是否需要培育，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的产生是否需要政策扶持，在社会上尚存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农业现代化需要职业农民，但职业农民绝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靠农业发展把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人吸引回来。吸引的条件有两条，一是农业较高比较效益，种田也能够致富;二是承包和转包的土地都要有用益物权，要能长久经营。经营的土地成为恒产，农民才有搞农业的恒心。
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的情况下，单靠市场力量难以催生大批量职业农民，必须要发挥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
但在本刊记者采访中，不论专家学者、新型职业农民的代表，还是地方政府、基金会及社会组织的代表，都肯定了对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浙江湖州湖羊合作社社长项继忠对此感触很深，“几年来，我专门养殖湖羊，生意做得越来越大，完全得益于农民学院三年的系统学习进修。”
“干一行懂一行。新型职业农民一定要不断接受新的知识，新的信息，不断地学习。不但要成为专家，还要成为行家。光是专家，那是教授，光是行家，那是经纪人，专家加上行家，那就肯定赚钱了。”项继忠说。
浙江长兴城山沟桃源山庄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小究，被称为“水蜜桃大王”。对于企业来说，他觉得最难的就是人才的培养。“大学生没经历，吃不了苦。而一线能吃苦的人又没有学历。所以，我们每年年终要给每人5000元到10000元用于学习培训。”
四川绵阳市勇辉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勇说，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要学会技术，还要学会管理，“我在这里再呼吁一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是对我们的帮助，最贴心的帮助，最能落地的就是培训。”
“现在我们的新型职业农民不仅仅是要培训，更需要培育。培育是培训加哺育，就是要助推其成长，如何让传统农民转型成现代农民。”顾益康说，“怎么才能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核心在于人。农民强农业才会强。”
在张晓山看来，新型职业农民的形成条件不是预定的，是客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出现以新型职业农民为基础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现阶段要想让新型职业农民健康成长，还需要政策的培育扶持。
“目前迫切需要解决几个问题，比如怎么让一部分有文化、有知识、年富力强的人愿意种地?怎么让这部分人会种地，懂得怎么种地?怎么让愿意种地又有能力种地的人，能有足够的农业资源?这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
为此，他建议：“首先，要建立起一个能够整合各个政府部门资源、适应农民需求、服务农民、手段先进、灵活的农民培训体系;其次，加快推进农村产权等制度改革，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其三，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生产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扶持;其四，鼓励新型职业农民的技术创新活动;其五，在金融信贷和农业保险的改革中，应优先考虑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其六，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保障。”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需要现有培育体系的创新，要打破现有既得利益的藩篱，要整合各方面资源。”张晓山指出，“目前，中央很多部门都有培育农民的费用，但各自有自己的考核和政绩，农民苦于应付。要整合各方面资源，把钱用到刀刃上，农民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真正符合他们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