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口大国，粮食生产和供给始终是党和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出于对粮食自给水平的重视和我国粮食消费刚性增长的客观现实，党和政府对粮食生产一直极为重视。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生产能力和水平的持续提升，为我国粮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20年，粮食生产和三农问题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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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粮食生产成就巨大
1949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整体呈现产量大幅上升、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和单产不断提高的趋势。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上升到了2014年的60709万吨。从生产角度看，我国粮食生产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8年，粮食产量跨越两亿吨，粮食增产的主要动力是播种面积增加和战后恢复性生产等。1958—1977年，我国粮食产量跨越3亿吨,粮食产量虽然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但受政治和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粮食生产波动明显，增速较慢。1978—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跨越4亿吨,主要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释放。1985—1996年，粮食产量跨越5亿吨,得益于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粮食单产水平的明显增长。1997至今，我国粮食产量跨越6亿吨,粮食产量呈现徘徊上升趋势，单产增长变慢。
二、我国粮食生产呈现四大主要特点
一是播种面积波动中略有上升。总体上看，播种面积的变化情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9年之前，播种面积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8000万公顷以上，1999年达到点8604万公顷。1999—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滑，2003年一度跌落到7257万公顷的历史水平，主要是由于粮食价格低迷引起的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经济作物对粮食播种面积的挤占。2003年至今，受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粮食价格升高和需求拉动的刺激，粮食播种面积开始缓慢平稳上升，2013年达到11196万公顷。
二是单产水平稳步提升。我国粮食总产量在播种面积基本稳定的情况能保持增长，粮食单产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2013年我国粮食单产达到5376.30公斤/公顷，为1978年的2.1倍，这主要得益于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完善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但是,粮食单产增速有限，2003—2007年，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的年均单产增幅分别为2.3%、1.5%、4.0%和1.8%，而2008—2012年期间，年均增速分别降为1.7%、0.8%、1.2%和1.4%，均呈现下滑趋向。
三是品种结构变动较大。整体来看，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和播种面积都有增加，但是不同阶段拉动我国粮食增产的作物品种不同。上世纪90年代，稻谷是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拉动力。进入新世纪后，玉米逐渐成为大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于2002年超过小麦，2007年超过稻谷，总产量在2012年超过稻谷，也成为了粮食十一连增和粮食产量成功跨越6亿吨的主要动力。
四是生产布局发生明显改变。首先，粮食生产中心逐渐北移。改革开放之初，南方粮食产量占总产量的40%以上，西部粮食产量仅占总产量的25%左右。随着南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其粮食产量在粮食产量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目前已不足30%，而北方各省份在粮食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2013年已占粮食产量的47.18%以上。其次，粮食生产集聚效应更加明显，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越来越强。1978—2013年间，我国十三个粮食主产区生产了70%—75%的粮食,主销区粮食生产所占的比重仅为5.4%，与1978年相比下跌了近10个百分点。
三、我国粮食生产仍面临巨大挑战
一是粮食持续增产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呈现长期增长并伴随有一定的周期性波动。2014年，虽然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一连增，但粮食增产基础不牢固，脆弱性突出，农业增产靠天靠化肥农药的局面未得到根本改变，农业增产增效的长期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抗灾能力比较薄弱。由于长期投入不足，我国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建设滞后，目前我国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45%左右，仍有9亿多亩耕地没有灌溉条件。而水资源缺乏将成为本世纪中国农业的威胁，2005年农田干旱面积为5.82亿亩，2007年达到7.35亿亩，粮食生产的基础脆弱性突出。粮食增产对播种面积的依赖性仍然很强，粮食单产贡献仍然偏低。这说明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与发达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科技贡献率虽然已经提高到50%左右，但仍比发达低20多个百分点；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仅为30%—40%，而发达达到70%以上，粮食产业发展的外延性依赖严重。
三是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剧。从长期看，我国将存在三个方面的耕地压力。一是城市扩建、新城镇建设和交通发展等的直接占用。二是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和不断增加的城镇居民，对蔬菜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日益增加的需求，与种粮争地。三是耕地有效耕层日渐变薄,土地质量严重降低。另外,水资源对粮食供给的制约问题日益突出。根据2011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726立方米，不足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加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出现的粮食生产中心北移，无疑将进一步加剧粮食生产主产区缺水的矛盾。
四是种粮比较效益持续偏低。从事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增加，大量的优质劳动力离开农村。种粮的比较收益远远低于种植经济作物和养殖业，迫使部分农民放弃粮食生产甚至退出种植业。农业劳动力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现象，显示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投入不仅面临着数量减少，而且面临着劳动者素质降低的双重问题。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土地的需求增加以及种植业内部的竞争，抬高了土地租金，增加了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成为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的重要因素。2004开始，财政“三农”投入总量不断增加，各项补贴规模不断扩大，增加了种粮农民的收益，激发了种粮积极性，但一旦政策支持强度减弱，或惠农政策不足以弥补市场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效益损失时，粮食生产就可能会出现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