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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关系到稳定的全局，而保障粮食，关键还在于粮食的生产。随着“兼业化”、“非粮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粮食问题俨然已经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2013年暑假期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调研组对31个省200多个村3000多农户进行随机抽样，并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粮食”进行专题调研，形成相关专题报告。
“谁在种粮”：新型经营主体粮食供给现状
（一）新型经营主体粮食供给格局尚未建构。调查发现，一是以小户为主的家庭经营仍然是种粮主体。在3993个有效样本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仅占3.66%。二是新型经营主体粮食供给格局尚未形成。其中，种植大户占比为63.01%，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占比为25.34%，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的比重分别为8.90%和2.74%。综上所述，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格局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各种主体发展不平衡，新型经营主体格局尚未建构。
（二）新型经营主体粮食供给发展不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出现“非粮化”倾向。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主要种植粮食作物的比重为31.39%，而主要种植经济作物的比重略高于粮食作物，为32.85%。进一步分析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种植作物发现，仅四分之一的农业企业主要从事粮食种植。可见，新型经营主体中还未凝成种粮主流。
（三）新型经营主体粮食供给发展失衡。新型经营主体在粮食供给不足的同时还表现出供给失衡。一方面，种植大户的种粮规模高于其他新型经营主体。种植大户的种粮面积为84.43亩，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种粮面积分别为12.33亩和35.01亩；另一方面，种植大户的户均粮食产量远高于其他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的户均粮食总产量为9953.79斤，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为7155.95斤，而种植大户的户均粮食总产量远高于其他类型经营主体，户均产量达24170.09斤。
“为何不种粮”：构建新型粮食供给格局的障碍
（一）土地约束日益严重。从土地流转规模来看，66.90%的样本农户参与了土地流转，新型经营主体户均流转面积为43.49亩，占耕地面积的81.20%；从土地流转集中度来看，农户土地规模经营10亩以下的有73户，占有效样本的51.41%。可见，土地流转规模不高，规模收益也将十分有限。
（二）政策补贴效益不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户均农业补贴金额为2555.58元，而户均生产资金投入为31285.98元，农业补贴仅占生产资金的8.17%。
（三）粮食购销费用高。调查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四成以上农户面临的困难主要是“购销费用高”。
（四）种粮收益低。2012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户均种粮收入为28841.64元，户均经济作物收入为98340.72元。进一步分析可知，新型经营主体户均种粮收入占务农收入的比重为24.33%，家庭收入比重为14.35%。
“如何种粮”：着力构建新型粮食供给格局
（一）以规模差异为突破，探索适度经营的多样化发展。以不同粮食作物为标准的规模化。调查中，新型粮食供给主体的水稻种植规模为53.72亩，玉米的种植规模为41.16亩，小麦的种植规模为24.25亩。以不同主体为标准的规模化。种植大户的种粮规模为84.43亩，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种粮规模为35.01亩，家庭农场的种粮规模为12.33亩。以经济收益为标准的规模化。从调查数据中看到，新型粮食供给主体种植7.66亩粮食作物才能带来1亩经济作物产生的收益，也就是说要想通过收益平衡引导新型经营主体种植粮食，土地投入至少是经济作物的7.66倍。
（二）以农民意愿为前提，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对于愿意留在农业的农民，引导农民采用多种规模经营方式，同时政府提供完善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实现现代农业的化。保障土地使用性质，保障农民权益。尤其是当资本进入农业时，一要保障农地的使用性质，二要保障农民的权益。
（三）以推进土地流转为关键，推进生产要素的集约使用。明晰农民土地权益，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稳定土地流转关系，保护双方合法权益，加强土地流转服务和管理。
（四）以农村金融改革为依托，增强农业生产的御险能力。加快发展农村中小金融体系。创新农村信贷担保方式，支持规模经营主体参加农业保险。提高财政对新型经营主体购买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加快开展设施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
（五）以政策支持为保障，加大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一是建立土地流转农业项目优先制度。将农村土地整理、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等涉农项目与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相结合，优先且重点安排项目资金。二是增加对新型经营主体的直接补贴。采取在现有补贴种类基础上，新增补贴向规模经营倾斜，直接补贴种养大户等新型主体。三是强化粮食收购价政策和粮食收购质量标准。一方面加强信息服务，引导农民建立合理的价格预期；另一方面加大监管力度，继续发挥多渠道收购作用，搞活粮食流通。
（六）多措并举，加强新型经营主体人才队伍建设。一是加强农村内部从业人员培养。主要针对代返乡农民工和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等农村能人；发展农业职业教育，组织多种形式农业技术培训。二是外部人才引进。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大中专毕业生、专业技术人员等扎根农村、投身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