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同地异价”须起底土地转让“潜规则”

20亿元的土地差价进了谁的腰包？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塔子湖跃进村民李连（化名）两年来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他追问是，跃进村2010年底挂牌成交的两块面积29.61公顷土地与临近村新春村2011年初挂牌成交的两块面积27.42公顷土地之间的20亿元差价。（4月8日《法制日报》）

不出所料，举报者和主管单位各执一词。江岸区城乡统筹办、塔子湖街道等回应，招拍挂程序合法、不存在“人为压价”，甚至拉上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背书”。

与之对应，举报者一直在为真相努力。笔者发现中国经济网2012年一封名为《跃进村“城中村”改造群众来信》的举报信以及天涯论坛上的举报贴中，对城中村改造、土地招拍挂中的信息不公开问题，都载有十分详实的例据，一眼便知，举报信息是知情人士所写，绝非不明真相的群众杜撰得出；加之，跃进村村官腐败窝案、董事余某的“反水”立功浮出水面，让人很难不去怀疑近20亿元土地转让差价中的盘根错节。

时间是检验真相的钥匙。“同地异价”和村官腐败窝案到底有何关联，真相早晚大白—招拍挂程序是否合法，上级主管单位是否知情，谁收了谁的钱，谁滥用什么权，终究一查便知。

然而，透过现象的面纱，不难发现问题的本质—土地转让腐败并非偶然。据《法治》调查，九成以上村官腐败案发生于土地转让环节；《法制晚报》在统计整理2009-2010年30个发生在该领域的腐败案件，涉案人员平均涉案金额超过870万元。

其中，官商勾结、规避政策、致使招拍挂失实的伎俩，较为常见。即，在招标拍卖挂牌过程中，采取打招呼、限条件等方式，人为“抬高门槛”或“量身定制”，使他人无法入围、让内定企业中标，转让程序则形同虚设。其结果是，土地转让腐败加剧了“集体利益流失、农民失地失保、房价水涨船高”的民生痛感。而与其他腐败相比，土地腐败更具危害性。长此下去，势必影响到基层社会稳定和党的执政根基。

就此事而言，举报者所反映的土地转让中“恶意串通”的问题如若一语成谶，则跃进村也不过是土地腐败病灶上的一枚“毒痈”而已。要破解土地转让中的真问题，还须依法起底土地转让的“潜规则”，彻查“病因”、内服外敷、标本兼治，防微杜渐。

阳光是的防腐剂。要预防土地管理领域腐败，就必须推进土地出让的“阳光工程”。马克思曾断言，利润达到时，一切法律都有被践踏的可能。换言之，利润必将诱发贪婪。

也就是说，必须以制度“绳索”捆绑住土地出让方与各部门间的权责和利益，迫使其替各自行为先行“背书”，以外力瓦解“利益同盟”、挤出转让过程中的“水分”，从而使挂牌出让信息足够公开、公允和及时，充分接受监督“阳光”的暴晒，限度杀灭腐败的“病原体”。否则，即便具有较强公正性、竞争性的土地招拍挂，都会在政策设置不合理而信息公开不充分的情况下，暗藏寻租腐败。

铲除土地腐败，还须给土地出让做“全身体检”。包括此事在内，对任何一起土地转让问题都应该建立追溯问责机制，透过举报材料、操作程序中的蛛丝马迹追根溯源，认真调查核实；更要结合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和治庸问责，坚决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领导责任、廉政责任“一案多查”、“两责共抓”，不管是“上家”指使还是“庄家”操作，都要在坚决查明土地转让潜规则下的“病因病灶”，然后猛药去疴。

土地转让规则的自我纠偏和适时修正，亦待跟上改革步伐。政府之所以推行招拍挂、不采取协议出让的形式，就是为了避免私相授受，从而滋生土地市场寻租。但是，在权力尚未被“驯化”、土地转让腐败层出不穷、房价偏离“合理区间”导致住房难的综合语境下，改良土地转让程序和规则势在必行。对此，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出，应将现有的土地拍卖制度改为招标和拍卖相结合，北京市也试点以“限房价、竞地价”的双向竞价方式，以破局土地财政怪圈并减少寻租腐败。

总之，面对土地资源这个稀缺产品，要想突围“土地财政”的固化思维，破解低征高拍、官商合谋进而“玩转”土地转让的“腐败游戏”，就必须趁着“深改”进行时，大刀阔斧地肃清乱象、治庸问责，并不失时机地改进土地转让制度，封印土地转让潜规则的“暗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