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发展面临新的瓶颈
（一）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发展滞后
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装配农业，以先进的科学方法组织和管理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文化、技术素质，把落后的传统农业逐步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的过程。农业现代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在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成为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和短板。
当前，国内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测度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通常从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劳动力素质、农业科技贡献率、农业生产能力、农业产业化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等几个维度来衡量。从这几项指标的有关数据和资料可以看出，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发达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综合农业现代化指数为３８，排第６５位。另据我国科技部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现代化与欧美发达大概有２０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农业现代化的科技水平、信息化水平、金融能力、管理水平等方面。
受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影响，我国农村现代化水平也较低。农村总体缺乏规划、发展落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尤其是医疗、教育这些公共服务很紧缺、条件非常差，很多中小学的校舍还很破旧，教育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此外，我国农村的金融机构网点偏少、服务类型单一、贷款难度高、金融获取度低；农村的民主程度、参与社会管理程度、法制程度等也较低。
（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安排已严重扭曲，暴露出诸多弊端
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制约农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１）农地的集体内部均分制度，导致土地细碎和分散化现象突出，降低了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和利润率，制约了农业现代化步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承包制不断将土地细分，难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化。目前中国人均耕地已缩小至１．５亩，１４个省区的人均耕地不足１亩，其中６个省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０．５亩。而联合国的认定标准为，１亩耕地是维持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中国再继续细分土地已毫无意义。
（２）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村工业化产生矛盾。乡镇工业发展需要解决区域集中问题，而在征用土地建立乡镇开发区过程中遇到农户和经济合作社的抵制；由于土地价格的飞涨，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原来部分已经农转非的农民还要求倒流回农村。
（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局面。土地的产权分散在自然村、农户手中，制约着镇一级和管理区对村镇建设的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
２．我国的农地承包制度面临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复杂两难问题
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农用土地一直是他们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平均分配土地、根据人口变化进行土地调整，就成为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体制的内在需求。但问题在于，土地的频繁行政性调整不仅直接导致农业经营出现超小规模的状况，而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农地使用者对土地投资的积极性，甚至可能导致土地的粗放利用、破坏地力、降低土地产出。为此，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稳定土地承包权，规定“土地承包３０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但农村村庄内部不同家庭间人口变动对土地调整的压力却不断呈现，《土地承包法》无法得到有效实施。
３．中国独特的土地征收制度使地方政府成为实际的土地供应主体，伴随土地用途转变，政府替代农民集体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和城市土地的经营者
在我国现有的土地管理法律框架下，农地非农化的主体是各级政府机构，而非农地权属的主体即农村集体。政府成为农地转变为市地的仲裁者，拥有从农村获得土地转换给城市使用的排他性权利。１９９４年分税制后，地方政府“吃饭靠财政、建设靠土地”的格局基本形成并不断强化，导致“土地财政”尾大不掉，在很大程度上推高房地产价格，并让耕地保护成为空话；过于宽泛的征地制度导致冲突不断，农民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危及社会稳定。
（三）高速城市化下，农业兼业化、副业化、老年化趋势日益突出
由于城市化进程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大量农村强壮劳动力投入到非农产业中，而把农业生产留给了妇女、儿童和老人。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２．６３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超过１．６亿人。现有的农业小规模生产、副业化和老年化已开始影响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实现。它们导致农民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下降，影响农业机械化作用的发挥，妨碍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而且，受制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配套因素，农村人口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又不能实现完全迁移，外出务工经商者“离土”的机制无法启动，造成“离土不离乡”的局面，也极大影响了农村内部土地产权的稳定。
（四）中国农产品(000061,股吧)竞争力减弱，产业安临新挑战
我国长期以来的托底收购政策、不断提高的生产资料成本、分散的小农经济，导致主要农产品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２０％以上，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减弱。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我国临时收储玉米６９１９万吨，临时收储棉花６２９万吨，每吨棉花库存１年的利息和维护成本在２０００元左右；临时收储油菜籽油高达６００万吨，若按市场价格销售，价差损失超过１５０亿元；食糖临时收储库存累计５００万吨左右，隐亏估计超过２００亿元。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菜籽、甘蔗价格年均涨幅均低于同期成本涨幅，到２０１３年我国大宗农产品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价格。
同时，受价差驱动，我国主要农产品进口激增，危及农业产业，“大豆之殇”便是其典型表现。由于我国大豆种植户均面积小，难有规模效益，生产成本比美国高３０％以上，大豆市场则高度开放，比较效益下，国内大豆种植面积不断减少。
因此，如何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城镇化推进的大环境下，继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如何通过有效的土地制度改革和配套改革措施，建立相关的新机制和体制，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条件下完成“空间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同时促进农村内部土地资源有效配置、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农地与农村宅基地的合理流转；如何克服人多地少的自然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双重挤压”下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均成为协调城乡矛盾、促进农业现代化并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城乡发展”目标的关键。
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历程及启示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根基，土地制度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根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问题在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解决好土地问题、变革好土地制度，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而带动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关键。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唯有先行解释清楚历朝历代的土地变革，搞清楚各种约束条件，并适当与海外及当今中国的约束条件比较，才可能做出较为适宜的顶层设计。
（一）中国土地制度变革历程
中国的土地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周代的“井田制”，这是古代的一种国有制，“公田”、“私田”的所有权都属于周天子，用益物权或“承包经营权”则属于诸侯，其核心在于梳理了“生产关系”和“社会脉络”，明确了土地权属的分配、劳动力的运用和地租的征缴。之后的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保证了“私田”权益，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开创了延续近两千年的制度模式；但此时形成的“重农抑商”、小家庭政策，封闭了土地根本变革的可能性，此后的土地改革，基本上围绕租税利益的划分，而缺乏产权以及政治制度上的变革。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之后国共两党均围绕这一目标展开土地改革。但国民党没有很好地推进，到台湾后才进行了三次比较成功的土地改革。我党１９４６—１９５６年贯彻了“耕者有其田”，成立了合作社，在此期间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但１９５８年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的土地变相剥夺，一直到１９７８年的“去集体化”改革，让农民拥有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激发了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近些年，在土地流转推动下，各地也推进了一些模式的土地改革，包括天津的宅基地换房、重庆的“地票”模式等，对于探索城市近郊或远距离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城乡要素市场、反哺“三农”、助推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城镇化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１９７８年小岗村废除人民公社搞土地承包制相比，均没有对整个农业的发展起到非常革命性的作用。
（二）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启示
１．土地制度需因时而变，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当前应充分吸取历史经验，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但在进行制度变革时，需在既定的目标下因地制宜，不宜“一刀切”，采取灵活多样的办法达到目的，可减轻改革的阻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２．中国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变革多与财政等因素相关（即所谓的税源、粮食和兵源），并未将土地制度安排与保护庶民的财产权利、平民的政治联系起来。现阶段的改革要让农民对土地拥有相对完整的产权，加快土地的灵活流转，并减少行政干预，降低制度成本。３．土地政策的设计要经过深入、实地的前期研究，计划先行；土地改革的实施要有法律政策的指导，更要有实际的行政推动力。４．农业的发展，需要宽松的政策环境，政府需降低税负，简化赋税品种，并实现赋税公平，切实保护农民权益。５．一定程度的土地集中对农业技术的推广、财富的积累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加强规模效益、机械化耕作、商品化生产、企业化经营、金融支撑是促进现代农业的积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