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京津冀地区遭遇重度雾霾天气，焚烧秸秆制造的污染物被认为是罪魁祸首。环保部卫星遥感巡查监测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共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火点376个，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值得玩味的是，这些省份都制定了严格的“禁烧令”，甚至有领导干部因督察工作不力而被处分。
秸秆焚烧是一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过去公众对其负面影响的认识不足，随着近些年雾霾问题成为全民关注的痛点，秸秆焚烧也沦为了众矢之的。每年秋冬季节都会有很多媒体报道聚焦秸秆焚烧的话题，地方两会和两会也提供了不少解决方案。但从治理效果来看，“禁烧令”并不是解决秸秆焚烧难题的良方。
从媒体报道可知，各地颁布的“禁烧令”主要包括两项举措：一是对地方政府罚款，比如今年夏天，河南周口就因秸秆焚烧而被罚了4100万元，驻马店被罚了3900万元；二是对领导干部问责，比如河南周口规定“发现一把火，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就地免职”，安徽合肥则规定对秸秆禁烧执行不力者将“一票否决”。
之所以认为“禁烧令”不是解秸秆难题的良方，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带有行政色彩的强制性禁令，虽然看上去很有威慑力，在现实中却容易遭遇变相抵制。一方面，将治理秸秆难题的希望寄托于地方官员，不排除某些地方官员会为了保住乌纱帽而以极端手段推行“禁烧令”，甚至可能重蹈“周口平坟事件”的覆辙。
另一方面，很多农民并不买“禁烧令”的账，因为直接在田地里焚烧秸秆省时又省力，还能生产草木灰作为肥料。据报道，有些地方的农民即使白天不焚烧秸秆，也会趁天黑偷偷地付之一炬。虽然很多省份都出台了“禁烧令”，但环保部监测数据显示今年秸秆焚烧火点比去年同期增加16.41%，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从本质上说，禁止秸秆焚烧的核心是“堵”，而以往的公共治理经验表明，更有效的治理方式应该是以“疏”为核心。具体来说，应该扫清“秸秆还田”的路障，想方设法提高秸秆的利用率，尽可能地用新技术变废为宝。当农民从“不敢烧”转为“不愿烧”“不舍得烧”，何愁那些秸秆会成为令人头疼的“雾霾元凶”？
事实上，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发掘秸秆的潜在经济价值的手段已经比较成熟。比如，用秸秆发电、制造建材、生产可再生生物油等，都能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再比如，切碎装置和腐熟剂的使用，也能更好地让秸秆转化为肥料。如果政府真想破解秸秆焚烧难题，就不能为图省事一禁了之，而应该加强技术扶持、财政补贴、宣传引导等，让农民从秸秆多元化利用中获益，如此才能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