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大豆原产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大豆种质资源优势[-0.21%]，曾是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入世以来，在大豆需求快速增长、进口持续大量增加的同时，国内生产不断减少，自给水平大幅下降。由于大豆市场高度开放，大豆成为入世后出现进口大幅增加、增长快速的大宗产品。2001-2015年大豆进口量从1394万吨增长到8169万吨，年均增长14%，年均进口增量达500万吨。进口主要来自农业基础竞争力极强的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其中自美国进口占总量的40%以上。目前，我国大豆进口量占贸易量的60%以上，大豆自给率持续下降。
在我国耕地和水资源短缺、资源环境压力大的情况下，持续增长的进口量对国内大豆产业健康发展和主产区豆农增收带来怎样的作用？作为我国传统粮食作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豆持续大量进口对于我国实现“适度进口”的粮食战略又有何影响？
对此，倪洪兴表示，扩大进口实际上有利于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减缓农业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大豆贸易不是要不要进口的问题，而是如何确保进口适度适当的问题。大豆进口过度、增速过快、价格过低，直接影响了国内产业的健康发展，不仅给数千万豆农的就业增收带来了影响，也给粮食带来了潜在风险。
“大豆过度进口对国内生产造成了显著的挤压和抑制，使国内生产不但没有随需求增加而增长，反而大幅减少。”倪洪兴对此列举了一组数据，2001至2015年，我国新增大豆需求6413万吨，进口增加6775万吨，新增市场需求被进口大豆占有，而且既有市场也被进口挤占。2015年，我国大豆播种面积和产量均比2004年下降了1/3。尽管我国人均农业资源短缺，但在可持续承载能力下仍有较大的增产潜力。我国历史上大豆播种面达2亿亩，按当前单产水平计算，总产可达2500万吨。如果没有过度进口的影响，当前大豆产量达到3000万吨是比较合理、可行和可持续的选择。
除了对国内生产带来负面作用以外，倪洪兴认为，过度进口对国内价格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大豆生产效益受挫，削弱了产业可持续发展基础。我国大豆户均种植规模是美国大豆主产区平均种植规模的1/600，我国每公顷耕地要养活的农业人口数是美国的上百倍。这决定了我国大豆产业缺乏基础竞争力，决定了我国大豆生产成本与美国等主要出口国的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我国大豆生产成本比美国高出一倍多。由于我国大豆实行3%的单一进口关税，大量高补贴的国外大豆长驱直入，使得国内大豆价格既不能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而相应上升，也不能随需求的拉动而相应提高，直接影响到了我国大豆种植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动力。入世以来大豆每亩成本收益率由20%多下降到2014年的-4%。一个产业没有合理的利润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
倪洪兴指出，在粮食方面，过度进口也带来了潜在风险，对豆农的就业收入造成了不利影响。大量进口使得我国大豆乃至食用植物油自给水平大幅下降，大豆的自给率已从入世初期的53%下降到目前的13%，食用植物油整体自给率从74%下降到36%。大豆产业萎缩、种植效益下降直接影响到数百万豆农的就业增收和生计。正是由于进口大豆的冲击，东北农民万不得已才改种了玉米。现在美国又就我国对三大主粮国内政策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结构调整压力。美国的做法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食用植物油具有很强的替代性、豆粕主要用作饲料，大豆过度进口给我国利用冬闲田种植的油菜籽产业发展带来了显著影响，给饲料粮生产也带来了不断加深的挑战。
在此情况下，中国作为WTO成员如何利用WTO赋予的权利有效应对大豆进口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保障自身产业的健康发展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
倪洪兴表示，我国大豆市场高度开放，实行3%的单一进口关税，我们在入世时还不享受进口激增时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的特殊保障机制（SSG）。造成进口过度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由规模决定的大豆基础竞争力缺乏、进口调控手段严重不足，重要出口国美国对农业的补贴强化了其竞争优势。
他继续指出，如果说大豆等个别产业受到进口冲击后，还可以通过调整结构来减缓其实质性影响，那么在大宗农产品普遍面临进口压力的情况下，大豆过度进口带来的影响将更为、广泛，这必须有效应对。保障13亿人口的粮食和6亿多农民生计的需要，既是中国农业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中国履行承诺、推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必然要求。在缺乏关税有效保护的情况下，要更加主动利用WTO赋予的权利和贸易救济手段。当前国内大豆生产已受到明显损害，应根据我国“两反一保”条例，及时启动反倾销、反补贴和一般保障措施，综合施策，在不影响适度进口需要的同时，有效控制过度进口、保持合理的国内价格水平，确保国内大豆产业健康发展。
“另外，小规模农业与商业大农场在风险管理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大农场管理下可控的风险，小规模农业不一定可控。要根据中国小规模农业的特征以及近年来进口带来的检疫性病虫害增加和有害生物危害增强的趋势，在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进口大豆检验检疫，对进口转基因大豆在包装、运输、加工、标识等方面进行严格监管，切实降低进口带来的风险和危害。要继续加强和完善对大豆生产支持力度，尽快建立产业损害补偿机制，对受到损害的农业产业、地区和农民提供必要补偿。”倪洪兴补充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