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全力破解谁来种地难题 让家庭农场主放心经营

    农村人口进城了——城镇化率超56%，大量新市民由离开村庄的农民转移而来；

    农村土地流转了——三分之一农地由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流转后经营；

    农业机器换人了——耕种收全程机械化率超62%，一些发达地区提出“用机器换人”；

    基础设施厉害了——半数农田有效灌溉、五分之一是高标准农田；

    服务组织兴起了——“你的田我来种”，喷药、施肥、锄草、收获一揽子由专人管；

    ……

    未来，谁来更好地满足中国人的饭碗记者日前采访了解到，伴随农业现代化进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化巨大，一些趋势性现象纷纷出现。

    如何让家庭农场主放心经营

    上海松江区叶榭镇农民沈忠良，2007年承包了146亩土地，成为全区批家庭农场主。家庭农场刚成立时，只能依靠外来农机耕作，时间不确定，价格悬殊，服务没保障，经常误了农时。沈忠良咬咬牙，买了镇上台大型收割机，派上了大用场。

    但是，家家户户都要用农机，却不是每个小规模经营的农户都有实力买农机。沈忠良看到这里面需求很大，于是2015年联合4户有农机的农户组建了农机互助点，与周边农场签订服务协议，实现了“农机定人，服务定户，小机家庭化，大机互助化”。而沈忠良自己种了200亩水稻，还为周边1000多亩地提供农机服务。去年他们净收入20多万元，一点不比外出打工差。

    在松江，土地由村集体统转后，还要通过民主评定和村民代表投票同意，才能经营家庭农场，这确保了把土地交给有能力的务农人。为了鼓励家庭农场发展，稻麦良种由区里统一供种，粮食收割、烘干、出售享受一条龙服务。松江区还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联社，提供农资配送和稻米加工服务。

    为了让流出土地的农户不担心基本生活，区里每年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每月150元的退地养老补助金。另一方面，为了让家庭农场主们安心务农，上海市正在研究家庭农场主参加城镇职业保险的政策，全市3000多户家庭农场主都将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

    尽管如此，沈忠良还是有担心。“希望能对土地经营权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或法律保护。”他说，“只有经营权稳定，才敢放心投入，才能踏踏实实搞好生产。”

    平等保护：流转来的经营权得到农补“增量倾斜”

    沈忠良对土地的经营权，来源于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在坚持“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基础上，中国的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正在实现“三权分置”。

    目前，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4.6亿亩。2.3亿农户中约30%的农户已流转了土地，东部发达省份这一比例更高、超过半数。这意味着农业生产者的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三权分置”实现了村集体、承包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权利的共享，既让流出土地经营权的承包农户增加财产收入，也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了规模效益。

    沈忠良的希望有望实现。中办、国办日前印发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强调，在保护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的基础上，平等保护经营主体以流转合同取得土地经营权。

    有关部门正在进行的农业补贴改革，基本原则是“存量调整、增量倾斜”。存量指已经给到农民口袋里的钱不会减少但会优化，而增量则是向新的生产经营主体倾斜，引导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

    除了像沈忠良这样的家庭农场外，“新农人”群体还有农民合作社和“公司+农户”方式的龙头企业等。这些新型主体，可能是未来中国真正的农业生产经营者。

    据农业部统计，经营耕地面积在5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农户已超350万户，经营耕地面积3.5亿多亩。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数量已经超过270万家。

    不流转也能规模化：农业服务社会化组织应运而生

    河南商水县许寨村农民刘国富，平时在建筑队干活，闲时也种种地。当地的天华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他提供托管服务，这让他很省力省心。今年刘国富在托管“菜单式”服务中选了小麦耕种、打药、收割等服务，小麦收获后送到家，实现了他“离乡不丢地、不种有收益”的愿望。

    目前，这个合作社托管服务面积有12000多亩，辐射带动了周边3个乡镇3000多农户。这种方式在不改变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同时，实现了农业规模经营，不仅降低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增加了收入，也使合作社获得了很大收益。

    四川崇州、江苏射阳……一大批专业服务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服务队涌现，为支撑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由村组统一组织破除田埂，以打桩等形式确定界址，将碎片化的农地集中起来实现有组织的连片种植，再由服务组织提供专业化服务，推进农业生产联耕联种、联管联营。

    “一种规模化是经营主体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还有一种就是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的服务规模不断扩大。这两种方式同样可以实现规模效益。”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说。

    至于土地是否流转、哪种经营方式在什么地方最适合，陈锡文认为必须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来观察，现在还是探索阶段，最终要经过实践检验、符合市场规律，要让农民自己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