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业大学现代青年农场主试验班学生（中）在津巴布韦。资料图片
学生们在从事栽培综合实训。资料图片
“开玩笑吧，那得有多傻才干这事！”在安徽农业大学，记者接连问了十来个大学生，这是频率的回答。
可现实中，校园里偏偏有群这样的年轻人。大学前两年，他们与普通大学生没啥区别，上上课、看看电影、玩玩网络游戏，日子过得自在惬意。
大学后两年，他们却像换了个“频道”，白天上课，晚上做实验，和节假日还有各种实习，整天忙得团团转。同宿舍的同学都好奇，这些家伙究竟在搞什么鬼，一天到晚不见人？
这群年轻人来自安徽农大“现代青年农场主试验班”。试验班试验啥？说白了，就是培养会种地的大学生。在接受完理论实践合一的高等教育之后，他们将回到古老的土地，去创造新的生活。
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来自农村，却从未做过农活，甚至对农业极为陌生。经过两年多的洗礼，有些人选择了退出，回到普通大学生的轨道；有些人更加坚定，扑进田野深深扎下根来。
这是一场没有前车之鉴的试验。四届126名大学生，经历着人生的嬗变。在奔向“现代青年农场主”的道路上，为成为真正的农场主积蓄力量。虽然赞誉与质疑齐飞，但谁也不敢断言，在象牙塔里埋下的田园梦的种子，在未来的某时某刻是否会破土发芽。
“父母坚决反对，但木已成舟，他们只好作罢”
被改变的人生
进入安徽农业大学现代青年农场主试验班，相当一段时间里，林立的脑子都是蒙的。
大一下学期，林立在校园里偶然看到试验班招生的通知，想都没想就报了名。其实，他对农业一无所知。父母经商，家在江西井冈山脚下的县城，林立从小到大几乎没去过农村。高考结束后误打误撞进了安徽农业大学，但主修的专业却是经济管理，跟农业也是八竿子打不着。
“填表的时候，还以为是哪个学生社团在招人，填完等了一阵，没啥动静。”近一年时间里，林立再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本来就没怎么在意的他，很快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大二暑假，突然收到了试验班班主任鄢高翔老师的短信，说我被录取了。想了半天，才想起有这么档子事。”
当时的林立，已经报名雅思考试。按照父母的规划，大学毕业，就送他去澳大利亚留学。“去试验班学农，父母肯定不会支持。不过，强烈的好奇心，还是让我决定试试看。”就这样，瞒着父母，林立偷偷进了试验班。没想到，人生就此改变。
其实，这也不怪林立草率。2012年，安徽农业大学、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共青团安徽省委三家联合发起“现代青年农场主试验班”，初衷是从在校大学生中遴选、培养适应现代农业需求的紧缺人才。荃银高科每年提供50万元的资金支持，计划10年培养300名现代青年农场主。但问题是，除了一纸简单的合作协议，其它全是空白。
“现代青年农场主到底什么样？要怎么培养？毕业后做什么？学生不知道，我们也说不清楚。”时任安徽农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的鄢高翔，因为长期负责学校教改，被校领导委以重任，“靠着以前做教改的经验，我先拿了个培养方案，当年就开始遴选学生。条件很简单，一要成绩，二要对农业有热情。”
就这样，届30名学生到位，试验班开了张。那时候，鄢高翔几乎每周都要给学生开一次班会，戏言“洗脑”，竭力描绘现代农业发展的美好前景。安徽农业大学授予鄢高翔“尚方宝剑”，各学院的教师，想要谁来上课随便点。很快，鄢高翔列出一张课程单，涉及育种、病虫害防治、市场营销等。这意味着，试验班的学生一学年要修完30门课，而其他专业的学生，可能两个学年都没这么多课。并且，与其他专业不同的是，试验班所有的课程都没有教材，授课的方式多为学生自主、师生互动。
一年后，林立才向父母报告此事。“在我意料之中，父母坚决反对，但木已成舟，他们只好作罢。”后来，林立又争取到海外实习的机会，父母一听大喜过望，以为林立回心转意。没想到，林立要去的却是非洲的安哥拉。这下父母彻底火了，轮番上阵劝说无效，最后气得扔下狠话：“这个儿子，真是没救了！”
戴着眼镜、看似文弱的林立，在不少同学眼里是“富二代”，但两年的试验班经历，让他好像换了一个人。在涉农企业提供的基地里，在万里之遥的非洲大地，林立扛过化肥、打过农药、挖过沟渠、收过粮食，介入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当初的这个正确决定，让我的人生可以走得更好。后悔的是，两年的时间太短，还没过够就结束了。”对在试验班度过的光阴，林立了无遗憾。
和林立一样，试验班的学生都从最初的懵懂，逐渐变得坚定、果敢。经过两年的磨合，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有的毕业后或正常就业，或考研深造。林立也没有选择农业，而是留在城市跟几个小伙伴一起创业，为健身爱好者配送营养餐。而对现在的状态，林立也很满足：“两年的试验班经历让我明白，创业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一样，辛勤耕耘，必有收获。”
让鄢高翔欣慰的是，终究还有一些学生，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他们背起行囊，上山下乡，在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孵化基地里，为成为真正的现代青年农场主积蓄力量。
“凭这些年轻人的本事，随时可以把我们几个的位子撬掉”
不一样的实战
“晒黑了！”
“我这不是晒黑了，是以前就不怎么白哈！”
一见面，罗干就和鄢高翔开起了玩笑。这里是荃银高科位于滁州市定远县的基地，也是与安徽农业大学校企合作的创业孵化园。试验班的学生毕业后，愿意在农业领域创业的，可以在此享受两年的孵化期。除了提供必需的生活设施，基地还给参与创业孵化的学生每月3000元的补贴，以他们的后顾之忧。
从2015年7月至今，罗干的创业孵化已进行了一年多。刚开始，罗干和6个小伙伴每人承包了50亩土地繁育良种。不巧的是，整个种植季，前期高温干旱，后期又连续阴雨，收成不是特别理想。不过，与周边的种粮大户相比，罗干和小伙伴们的优势还是相当明显。
“小麦每亩地收了950斤，比周边农户高出20%左右；水稻每亩地收了927斤，也比周边农户高。”罗干初步算了一下，两季的收益加起来，可以达到39万多元。
尽管如此，在很多种田的“老把式”眼里，这些学生娃“乳臭未干”，还嫩得很。
“学生娃，打药就是打药，直接上去喷就是了，种了半辈子地了，我还不知道该咋干？”
“从往常情况看，90%以上受到感染的都是性病害，可这次稻田里出现的性条斑病属于性病害，老办法行不通！”
田间，罗干一边擦汗，一边苦口婆心相劝。54岁的种粮大户孙茂元却左耳进、右耳出，压根儿就没当回事。依旧按常规方法操作，对所有稻株进行全田药物喷洒，几百亩地忙活下来，孙茂元累够呛。
一段时间过去，水稻的“病势”反而更重了：原先蔫了的稻穗不仅没有改观，反倒越来越多的水稻开始出现倒伏症状。咋回事儿？孙茂元整天愁眉不展。难道这帮学生的判断更在理？虽然将信将疑，但也别无他法，孙茂元找来罗干，请教对策。
“性病害，传染性非常强，尤其通过介质传播，人在近前喷药，病害就能以人为介质扩散开去。”罗干详细分析原因，并开出“”：购置4米长的可伸缩喷杆，进行圆形、辐射状药物喷洒，覆盖到即可，人与庄稼保持几米远的距离，隔断病害传播的可能性。
这一回，孙茂元言听计从，买喷杆，定量喷药，不再到近前喷洒。省时省力不说，还事半功倍：病害得到了有效控制，田里的收成也没少。孙茂元直竖大拇指，往后用药、施肥、播种、规划，彻底“赖”上了罗干。
“他们头脑灵活，不墨守成规，没有老传统老规矩的束缚。”朝夕相处一年多，罗干的“顶头上司”、荃银高科控股子公司安徽省皖农种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道田笑言危机感很强，“凭这些年轻人的本事，随时可以把我们几个的位子撬掉。如果说年种粮大户还有经验优势，经过一年的磨练，他们能把种粮大户甩下一大截。”
这几天，罗干给自己做了两个“小规划”。一是读个在职研究生，给自己“充充电”；二是从今年秋天开始，在基地承包500亩土地，前期先搞良种繁育合作，后期主打订单农业。
与铁了心做农场主的罗干不同，胖乎乎的杨建选择做现代农场主的服务商。在试验班两年，杨建感觉自己就像一块挤不出一滴水的海绵，忽然被放到满满的一盆水中，不停地吸收水分。在试验班讲授发达农业文化的课堂上，杨建的“三观”被彻底颠覆。
“过去一直觉得我们的农业发展水平还可以，实际上与发达的差距非常大。”毕业后，杨建和罗干一起进入基地孵化。“小时候跟父母去割稻子，最庆幸的事是不小心把手指割破，因为那样就不用再干活。而现在我心甘情愿做农业。”
在基地孵化了一年多，杨建有点“蠢蠢欲动”。几个月前，他悄悄回了一趟安徽桐城老家。见了几个人，摸了摸种子市场，自觉信心满满。一回来，杨建便向张道田请缨：“我想通过农村淘宝，用电子商务的方式卖种子和农产品。不要工资、不要补贴，给我个机会去桐城试试，看能不能闯出一片天地。”
没承想，张道田坚决不同意，理由很简单：桐城市场太小，而且电商在农村的发展还不够理想。不过，张道田也没把杨建的想法“一棒子打死”。他先派杨建到市场需求较大的阜阳、淮南熟悉市场，等时机到了，又把定远的市场交给他来做。
已经毕业的两届试验班61名学生，累计有28人实施创业孵化。他们散落在农业生产经营的各环节，脚步从安徽走向，甚至走向遥远的非洲。
“这些学生有想法，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有实践经验，了解农村实际。不是为了混日子、混文凭，更不会小麦韭菜分不清。”安徽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承祥说，试验班的影响力远远超出预期，“过去农业院校培养的是技术人员，目标是就业；现在培养的是经营、管理现代农业的高级‘白领’，目标是当现代农场主。”
“两个女孩子干吗做这么苦的活？可我们不觉得辛苦啊”
与资本对接的田园梦
做了十几年房地产生意的佘良柱，这回差点因为新想法“栽跟头”。
一开始，佘良柱就想着租个百八十亩地，养鸡种菜，当个“闲云野鹤”。没承想，合同签了，钱也付完，佘良柱却被告知：除非搞与现代农业相关的项目，否则不能流转土地。
佘良柱可是以每年每亩700元的价格，签下的巢湖边1800亩土地。他盘算着，这样既能享受田园生活，又能赚大钱。真干起来，佘良柱“傻了眼”，生产怎么规划、如何科学种养、市场怎样开拓，哪个环节都不懂。
“现在讲谁来种地，不是说谁去农村的问题，而是去了能否用现代化手段经营好、管理好。”安徽农业大学校长程备久认为，农业生产日趋规模化、集约化，“种地”这一原本低门槛的行当，也正趋向高端，不是投点钱、动动嘴就能玩得转。
农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匮乏，已成现代农业发展的软肋。安徽农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安徽省的农科大学生中，毕业后真正到农村基层就业的凤毛麟角，占比不足毕业生总人数的10%。
如果不是23岁的赵九梅和22岁的于贝贝到来，佘良柱或许还得头疼一阵子。
“刚来的时候，跟人说句话脸都红，头一次给打工的村民派活，根本没人听。”说起刚来时的情形，两位姑娘咯咯地笑。
“用秤称一下，每亩地把红花草这种绿肥作物的种植量要控制在两到三斤……”查阅了详细资料，两人想节约成本。任务刚布置下去，村民们就抱怨不断：“麻不麻烦啊，直接种多省事！”“节约啥成本，老板不在乎这点儿钱！”
尽管心里不乐意，但碍于情面，村民们勉强按“命令”行事。不过，下回就没这么顺当了。一次下大雨，田里有积水。赵九梅让村民把涵洞挖开排涝，不料遭到拒绝：“没看正干别的活吗，这是总经理安排的，干完再说。”
赵九梅愣住了，“那一刻站在雨中，整个人都蒙了，不知如何是好。”
问题出在哪？怎样“管人”？课堂上可没学过。两人反思：安排工作是不是有点一厢情愿，或者有些不是时候？再遇到这种事，能不能借点外力？
赵九梅和于贝贝找到负责农庄管理的总经理陈凯说问题、谈困惑，暗地里达成共识。“这活儿是陈总安排的，他一会儿可能会来检查。”再安排活，两人打起了陈凯的旗号。“别说，还真不是一般的管用。”
当然，不能啥事都靠领导“虎威”，两位姑娘“恩威并施”：蹲在地头上和大家吃一锅饭，过节从老家给大伙儿带点儿土特产，更重要的是，干活的时候和村民们一道流汗。
农忙时，她俩早上起来观察水位，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还要观察虾苗成长情况。最热的月份，两人顶着39摄氏度的高温，感觉“头皮都要晒掉了”，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淌。如今，两人原本白净的脸庞被晒得黢黑。村民们彻底服气了，嘴上虽喊着“小鬼小鬼”，干起活来却任凭两个丫头使唤。
“很多人不理解，两个女孩子干吗做这么苦的活？可我们不觉得辛苦啊。”虽然还是大四的学生，但她俩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当初同来的两个男生已经选择离开，赵九梅和于贝贝却顽强地扎下根来。“希望能一直留在这儿，种出有机的粮食，把它变成梦想中的样子。”
现在，佘良柱当起了“甩手掌柜”，只管提供资金，让两位姑娘使劲“折腾”。这样的结果，恰是鄢高翔最乐见的。农业创业资金需求量大，风险又极高，单纯依靠学生自己乃至家庭的力量，难度可想而知。如果将学生的创业愿望、才学与社会资本有效衔接，或许可以加速现代青年农场主的培育进程。“试验班给予学生知识和梦想，并设法帮助他们找到各种资源，让想法变成现实。”
2011届试验班的刘广朝和梅元春，已经成功完成了与资本的对接。
毕业后，两人到了国内一家农业企业设在津巴布韦的农场。两人发现，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反倒是手头的工作挑战性不够。“于是就像老天安排好的一样，我们一拍即合，一起从原来的公司辞职，准备在非洲发展自己的事业。”
的问题是缺钱，而解决钱的问题，先得找到合适的农场。津巴布韦农业资源非常丰富，地广人稀，气候适宜。不过，找到一个水源充足、基础设施完善、价格合理的农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准备了大量材料，做了的案头工作，两人接连考察了25家农场。那段日子，两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路上。原本以为很快能敲定下来的农场，两人用了一月时间才搞定。
2016年8月，刘广朝和梅元春回国筹集资金。缜密的计划，清晰的思路，让筹款进程异常顺利。山东鑫树林有限责任公司决定，给予两人5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9月，他们的公司成立；10月，机械设备到位并开工；11月，完成种植面积210公顷。
“虽然困难不少，不过还是顺利完成了播种任务。”国内创业尚且不易，何况在陌生的国度。刘广朝坦言，也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但试验班的学习告诉我们，要坚定信心，战胜自我。现在农场运转良好，希望今年有个大丰收。”
被调侃“到底出了几个现代青年农场主”
定一个十年之约
开办之初，试验班就引发了各方争议。这场倾全校之力的试验，到底值不值？有人质疑：这算哪门子培养方式，就像大杂烩；也有人嗤之以鼻：根本走不通，不过是个“噱头”。鄢高翔的神经，时不时被风言风语刺痛。
其实，试验班的表现有目共睹。这几年，媒体蜂拥而至，让试验班成为安徽农业大学的一张亮丽名片。曾经态度消极的各种资源，纷纷向试验班敞开大门。2014年，现代青年农场主人才培养模式，被农业部评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十大模式之一。2015年，安徽省农委将试验班纳入政府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并给予专项经费支持。
不过，大环境依然不容乐观。长期以来，国内农业的弱势基础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生产的艰苦性，浇灭了青年人才进入的热情。安徽农大现代青年农场主试验班能否搅动平静已久的池水，并得以复制推广，尚待时日观察。
而这，也是鄢高翔心底最难解的一个疙瘩。有时，校领导实在忍不住，也会开玩笑似地问上一句：“这几年，试验班里毕业的学生，到底出了几个现代青年农场主？”
被问得多了，鄢高翔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几句话便应付过去，但心中仍不免泛起挫折感。“人才培养不能急功近利，尤其是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高、资金需求大，不可能学生一毕业，就马上成为年收入多少多少的现代青年农场主。”
作为这场试验的发起者之一，荃银高科董事长张琴反倒很坦然。在农业领域浸染多年，她见惯了农业的不易。公司推出的高产品种，测产时每亩地可以产出七八百公斤粮食，但到了农民手中，往往只能达到500公斤左右。
“良种需要良法，但现实中很多农民对产量并不重视。”这里边的原因，张琴心知肚明，“农民也有苦衷，一亩地产量再高，价格摆在那里，一年能挣几个钱？当种地不再是他生活的主要来源，又怎么可能精耕细作？”
虽然为试验班提供资金支持和实践平台，但张琴并不想给学校和学生提要求。农业创业之难，远不是年轻人靠一腔热情就可以跨越。张琴希望，未来能够办一个实训农场，让更多的学生毕业后有一个创业的平台，为将来成为真正的现代青年农场主积蓄力量。
在程备久看来，试验班存在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培养出几个现代青年农场主。在一所全日制大学里做这样一场试验，既是对传统农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也是农业高校解答“三农之问”的使命所在。
“‘现代青年农场主’的身份定位，顺应了现代农业发展需要，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意味着他们不只是技术能手，更是农业生产的管理者，或是涉农企业的企业家。”程备久说，给试验班取名时，大家很是费了一番脑筋。比较时髦的提法，还是“新型职业农民”，但最终被弃用。
“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愿干农业，是因为以前当农民种地没什么门槛，社会地位太低。”试验班的培养目标，被定位为“五个者”——现代农业的实践者、粮食生产的贡献者、新农村的建设者、基层组织的巩固者、农业走出去的促进者。程备久觉得，即便最终没有培养出真正的现代青年农场主，“但至少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明白，做农民是有门槛的，也是一件很体面、有奔头的事”。
虽然很累，但鄢高翔觉得很快乐。这个被同事和学生评价为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年人，对国内农业的现状非常清楚。虽无过多幻想，但言语间仍透着自信，“定一个十年之约吧，给这些孩子充足的时间，相信到时肯定会有出类拔萃的学生，成为真正的现代青年农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