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业生产，也迫切需要从量到质的转型升级，也即“从吃饱到吃好”。
当前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即出生于20世纪50 至 60年代的那一批家庭个体农民正在退出土地劳作，而他们的子辈、孙辈这些新一代的农民正在成为农村劳动力主力军。 同时，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也为农业由做大到做强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发布，主题聚焦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将农业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框架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而中国的农业生产，也迫切需要从量到质的转型升级，即“从吃饱到吃好”。
俗话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以质为本。”农业是一国根本，只有农业足够发达，才能释放足够富余的劳动力去从事工业和服务业，这也是一直强调的粮食问题。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不同农产品的需求是不同的。举个例子，老人们描述过去的艰苦生活时常讲“缺油少肉”，那么收入提高了，对油和肉的需求也就增加了，榨油需要豆类，饲料需要豆粕，然而中国的豆类生产却远远不足。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吃好”的需求，核心是提高重点农作物的单产 。 单产提高，总量也就提高了，成本也就摊薄了，竞争力也就增强了。 农业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那么提高农作物单产的首要任务，就是让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专注于发展农业。北京适合发展农业吗？显然不适合，那就把北京的耕地调整到黑龙江去。
2016年6月22日，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案的通知》，对2020年土地利用主要指标进行调整。以耕地保有量为例，2020年耕地保有量指标调减幅度的五个省份是：北京、上海、天津、广东、重庆，而调增幅度的省份是黑龙江。调减幅度的恰恰是四个直辖市和经济大省广东，把土地出让给最适合发展农业的省份，这是宏观层面的土地要素优化配置。 当然，预计省内的土地利用主要指标也将同步调整，省会城市的耕地保有量指标将调减，农业区的耕地保有量指标调高。
中国的土地利用比较零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也是以家庭个体为单位。俗话说“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草窝”，出生于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最后一批家庭个体农民，对土地有着很浓厚的感情。有的人宁愿冬天在农村土炕上硬抗寒冷，也不愿意搬进子女在城里买的暖气房，因为他们在农村老家里可以种粮种菜，养猪养鸡，心里感到踏实。但是试想一下，家庭个体耕种没有规模经济性，劳动生产率并不高，但是为了保护农民权益，仍以较高价格收储，既不利于财政资金有效使用，又不利于鼓励农业的市场化竞争。
不过，随着年岁渐长，这一批家庭个体农民正在退出土地劳作，而他们的子辈、孙辈这些新一代农民正在成为农村劳动力主力军。2013年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在所有权清晰、承包权稳定、经营权放活的原则下，土地将更快实现有序流转，零散地块得到整合，在适度规模化的基础上，良种培育、农机推广、农业生态循环、耕地轮作休耕等技术含量更高的耕作方式可以得到推广。
那么企业可以做什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资本下乡圈地的号角，恰恰相反，农业生产并不是企业的主战场，企业应当更专注于生产“前”、“后”的环节 ，包括良种培育、农机生产、深加工、储存、物流等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园的核心是农业龙头企业，当前地方政府纷纷掀起招商引资的热潮，预计下一步地方政府的引资热点将转向农业龙头企业。
而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将逐步从直接补贴农产品价格中退出，财政资金的一部分投向应该是农业基础设施。 农业基础设施很多是多年前由农民义务修建的，年久失修，欠账很大，财政和金融资金应当重点支持水库、灌溉、育肥、交通等农业基础设施。另一部分则是重点支持农业龙头企业，中国农业企业的创新属于后发追赶型，需要政府产业政策和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才能实现赶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