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农耕第一国，为何造不好一把像样的犁？

 

    赵墨林说，当前国内很多犁具都是针对小马力拖拉机生产的，不少犁具无法适应高速大农机，所以才有“把犁具拉散架”的情况出现。必须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逐步调整目标客户群体，加快组建我国独立的犁具工业体系。

 

    一些农机研究专家认为，在我国农业机械中，动力机械正处于中端向高端发展的阶段，但非动力机械——犁具还处在初级向中端过渡阶段。

 

    应该改变当前生产和科研中重农机、轻农具的观念，加快重大课题的科研立项，加大犁具行业布局，组建大型犁具企业，满足高端犁具需求。

 

    一方面鼓励农机龙头企业跨行业整合犁具企业，研发和生产现代犁具；另一方面鼓励钢铁企业加强优质钢材的研发和生产，逐步解决因采购量小导致的优质钢材难买、价高问题。

 

    一些专家还认为，“洋犁具”走俏的背后，是我国农具产业还跟不上动力机械的脚步。2015年我国农机工业实现总产值4500亿元左右，市场潜力巨大。但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与发达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农业装备作业质量、效率、精准度不高，需要来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把“德国犁”在中国销售额为何8年增8倍

 

    德国“隐形”雷肯农机厂探秘

 

    尽管价格十倍于国产犁，但德国雷肯公司生产的翻转犁在我国东北地区深受农民欢迎，尤其在秸秆还田过程中表现出优越的性能。近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实地走访位于德国西部小镇Alpen的雷肯公司总部。

 

    从零部件锻压与焊接，到阴极电泳涂装，再到总装，记者看到雷肯公司偌大的厂区内，各车间、各工种配合得井然有序。

 

    相比大众、奔驰等德国汽车工业的生产线，雷肯公司的农机生产线智能化程度不高，但产品的多样性很强、个性化突出，涵盖土壤耕整地机械、播种机械和植保机械，犁具是土壤耕整地机械中最主要的产品。

 

    雷肯公司首席执行官冯德莱(Anthony van der Ley)对记者表示，雷肯公司年产农业机械约1.5万台，出口率69%，“中国市场上，翻转犁卖得。”

 

    “在设计、用材和质量上，拥有200多年发展史的‘雷肯犁’有着独特的竞争力，不怕其他农机生产企业仿造。”冯德莱自信地说。

 

   

 

 

    雷肯公司所在的Alpen小镇距鲁尔区主要工业城市杜伊斯堡30余公里，而鲁尔区是德国历史上最主要的钢铁生产基地，坐落着包括蒂森克虏伯在内的诸多钢铁企业。农机生产需要大量的优质钢材，仅就这点来说，雷肯公司已经占据了“地利”。

 

    在雷肯公司出口部经理魏斯曼的陪同下，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进零部件锻压车间，略显嘈杂的环境中，工人们紧张地忙碌着，几辆叉车往来穿梭，运送着各种钢材原料或加工成品。

 

    记者注意到，车间内仅有个别打磨、焊接工位采用了机器人，而大多数工位都有人的参与。上件、按钮、观察、取件……工人们操作大型数控机床颇为熟练。

 

    魏斯曼告诉记者，由于耕作环境各异，农机的零部件各式各样，偏向于个性化生产，因此不能简单进行批量生产。在对钢材的加工上，雷肯拥有自己独到的工艺，使得零部件的硬度和表面光滑度得到保证，从而保证农机的质量和使用寿命。

 

    在一座颇显复古的车间内，记者看到斑驳的墙面上保留着雷肯公司的获奖纪录。魏斯曼介绍说，该车间建造于上世纪30年代。虽然雷肯公司不断扩建新的厂房，但这座老车间依然在使用，代表着传承。

 

    翻开雷肯公司的历史，我们了解到，这个家族企业始建于1780年，现已传至第七代。目前员工1295人，年销售额达3亿多欧元。参观当天，记者在工厂里碰巧遇见第六代传人维克多·雷肯，一身棕色西服配上领带，显得精神矍铄。

 

    尽管已经交棒给女儿尼古拉·雷肯，76岁高龄的维克多·雷肯至今仍有到公司“上班”的习惯，喜欢与前来公司参观的农民、经销商交谈，其中许多都是他的老朋友。

 

    谈及用料与工艺，具体负责公司经营管理的冯德莱对记者说，虽然雷肯公司已在印度建立生产基地，并在俄罗斯和中国青岛设有总装厂，但雷肯农机的大部分零部件依然原产自德国。他表示，“就中国来说，我们迄今没有找到合适的钢材供应商。”

 

    魏斯曼说：“我们使用的钢材主要来自德国和卢森堡钢厂，我们对钢材的规格要求很高，但需求量不大。”

 

    坚守质量与创新

 

    一直以来，雷肯公司生产的农机清一色的采用“天蓝色”。记者在采用阴极电泳涂装工艺的涂装车间看到，大型吊装机首先将冲压成型的零部件沉入一个大水池，以去除钢材表面的油脂；后将钢材部件吊起沉入另一个水池，进行去盐化处理；再用清水洗净表面后，将其沉入天蓝色电泳涂料中；最后送入烘干炉。

 

    魏斯曼说，一丝不苟地执行生产流程，并且不断精益求精，才能确保产品的质量。

 

    不过，在冯德莱看来，质量只占成功要素的20%，更多地需要依靠创新，只有坚持创新，才不怕被仿造。他形象地说，“别人可以模仿抄袭保时捷汽车的外形，如果到高速公路上，真的保时捷每小时能跑300公里，假冒的保时捷肯定要散架。”

 

    除了严守质量，雷肯公司还在不断的创新中追求焕发新的生命力。魏斯曼说，雷肯公司目前的研发人员数量占10%左右，每年投入研发的资金约占销售额的5%，在同类企业中处于较高水平。他指着厂区内的一座白楼对记者说：“那里是新建的研发中心，是雷肯公司成功的秘诀所在，我也无权进入。”

 

    就翻转犁来说，一些雷肯公司专有的创新设计使犁具的使用效率大大提升。魏斯曼为记者现场展示了Optiquick调整装置，该装置是雷肯公司的专利，使得首铧耕幅、拖拉机与翻转犁的牵引线能够快速调整，从而保证翻转犁工作顺畅。

 

 

 

    就在记者探访雷肯公司的过程中，陆续来了多个参观团组。魏斯曼说，雷肯工厂欢迎参观，每年公司接待的参观人数不下5000人。其中不乏耕作一线的农民。“他们在参观中与我们交流，提出改进需求，有利于双方建立信任。”

 

    正是基于开放的交流，雷肯的农机生产得以不断追求个性化的生产道路。针对不同的土壤环境和天气条件，雷肯推出了不同大小和型号的农机，帮助农民在自己的耕地上提高耕作效率。

 

    2009年，雷肯农机开始销往中国。冯德莱说，雷肯农机在中国市场发展迅猛。“截至2016年，雷肯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了8倍。中国广阔的市场具有无限发展潜力。”同时，冯德莱表示，目前尚无在中国进一步的扩大投资和生产计划。

 

    不追求大而全，而是在细分市场上坚持走农机生产专业化、差异化之路，是雷肯公司历经200多年而不衰的重要法宝。冯德莱总结道，“只有懂得农业的人，才能生产出高品质的农具。”

 

    评论

 

    “洋铁犁”走红是一堂供给侧改革课

 

    近期，东北黑土地上的一件“奇事”引起了记者的关注。在秸秆还田整理土地的过程中，价格便宜的国产铁犁被很多农民朋友弃置一旁，而价格贵了10多倍的进口“洋铁犁”却倍受青睐，甚至在有的地方，“你就免费(用国产犁)给翻(地)，老百姓都不让”。

 

 

    虽然从外形、构造、设计、功能等方面，进口犁和国产犁并没有明显区别，但是我国一些犁具企业在产品研发时惯于模仿和抄袭，虽能学得了外观，但却抄不到精髓。

 

    看似没有明显区别，但部分国产犁进了大田地就露出了原形——“翻扣效果、深度、效率、使用寿命等方面，样样差了点”。就是“这么点”差距，有的进口犁“用了两年，连个螺丝都没换过”，有的国产犁“不但被打过多个补丁，就连犁的主梁都曾断过，后来重新焊接加固”。于是乎，“洋铁犁”就是能在黑土地里冲锋陷阵，“国产犁”却遭遇水土不服，不得不遗弃在墙根等犄角旮旯风吹雨淋。

 

    都知道东北秋天冷得早，留给农民整地备耕的时间短，关键时刻掉链子，耽误农时谁能受得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把“洋铁犁”，由于翻得深翻得透，能完全把秸秆翻扣在土里沤成肥，从而“顺道”解决了农民乱焚烧秸秆的老大难问题。

 

    如此看来，高价“洋铁犁”走红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业内人士指出，在原料采用、工艺水平、科技创新、历史传承等很多方面，国产犁与进口犁相比都存在很大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发展程度、技术水平上，有时还是一种发展理念的差距。

 

    国内一些小型农机企业缺乏现代农业发展的长远眼光，盲目跟风模仿，无序低价竞争，开发的产品看似价格优势很大，但质量太水，在市场上生生干不过价格昂贵的进口货；与此同时，一些国内大型农机企业的产品大都以动力机械为主，很少注意犁具等“小玩意”，战略思维上也没有跟上现代农业发展的市场要求。

 

    于是乎，在翻转犁市场，“国犁”退“洋犁”进的现象比比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在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较高的地区，“进口犁”已开始唱“主角”。

 

    作为一个用犁大国，农民弃“国犁”而追捧“洋犁”，跟国人千里迢迢跑到日本抢购马桶盖一样令人尴尬，而这也正是很多国货需要加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缩影。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题，正是抓住了牛鼻子，也是生产企业、科研机构、农业部门力争上游的难得机遇。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现代化并不神秘，“现代化”隐藏在每项农业技术、每台农机、每件农具、每粒种子、每个农产品中；而这些具体而微的短板，就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将每件农具、每一把“铁犁”造牢造靓，农民都喜欢用了；将每个农产品、每瓶“牛奶”做精做好，国民都抢着买了，我们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成功了，我们的农业也就现代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