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农业是我国独创的,以耕战为国策,独重谷物,忽略其他农业组分的特殊农业系统。
耕地农业与城乡二元结构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已沿袭数千年。曾经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但现在人们的食物结构较之以前已发生大的革命，肉食已经占比较大的比重。同时按食物当量来说，人吃一份，牲口吃2.5倍人的口粮量，现在农业的大头应该是动物饲养。但现实是，牲口饲料很少，主要靠进口。人吃的肉多了，硬给他粮食，结果粮食卖不出去，而且成本高，因为追求高产，大水大肥大农药，有毒有害。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原来农耕文明的社会基础小农经济被迫消失,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过两次重大农业结构变革。次是20世纪50年代从小农经济过渡到以合作化为代表的计划经济;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
由于我们对农业结构的理解不足，次农业结构改革导致严重饥荒，尽管原因有多种,如“瞎指挥”、“平调风”等,但各类弊端造成的恶果必然以农业结构的失误为归宿。
第二次农业结构改革,在大国崛起的大好形势下却意外地发生了举国忧虑的“三农问题”,系列产业症结与社会症结同时显现。其产业症结为农业的供给侧与消费侧严重错位,最终导致水污染、土污染、食物污染,农产品过剩与短缺并存,资源浪费严重,生产成本高于进口产品的到岸价。
这两类症结告诉我们,以耕战思想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已经难以与后工业化时代相融合,耕地农业伴随城乡二元结构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草原文明、海洋文明展现了不容忽视的社会推动力。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的许多文件已经多次宣示,第三次规模的农业结构改革,正在以调结构、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等多项措施拉开序幕。我们一向依赖的政策杠杆,在棉花产业已经全然失效,粮食杠杆的断裂之声也已清晰可闻,至于油料作物,正在寻寻觅觅不见端倪。
我国传统的粮、棉、油三大产业境况如此危殆,这不过是历史催促我们进行农业结构改革的信号,我们大可不必过分惊慌。因为,新兴的草牧业已初现曙光,其次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做出合理调节,把耕地农业失去的从草地农业发展中得到补偿。
草地农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草业,是相对于耕地农业而言的草地与畜牧业占较大比重的现代大农业系统，现代草地农业是“草地+n”的大农业。这里所说的“n”项产业,可包括林、果、棉、烟、杂等等。草地农业并不排除其他农业组分,而是使各个农业组分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在草地农业的框架内,因地制宜,优化布局,以求获取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总体看来,草地农业结构中草地大约占农用土地的25%,畜牧业产值大约相当农业总产值的50%左右。这也正是现代发达的主要农业模式。
现在应该发展的不是狭义的农业，而是农林牧副渔兼顾，必须是好地种草，地是越种草越肥，不是越种越薄，草田轮作，良性循环，持续发展。从我们在兰州大学所做的一些县级规模试验区的效果看，冬麦地放羊，粮食不减产，而且羊肉增加了，这也显示了农业结构改革的重要性。我认为现在政府部门应该先选几个旗县做农业结构改革的样板。值得注意的是，农业结构变革是的安排和优化，不是只做某一肉牛、奶牛项目。
让人欣慰的是，相关草地农业的思想在去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已体现，在今年一号文件更加落实了。
前两次农业结构改革是不期而遇,没有充分准备,还没有摆脱粮食就是食物的误区;还没有认知我们的农业供给侧与消费侧的严重错位;还没有认知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规律不容悖反;更没有察觉耕地农业已经伴随城乡二元结构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一句话,我们因缺乏农业结构改革的自觉而付出了沉重代价,现在我们应该以虔敬的心态,清醒的头脑,走向我们的既定目标——草地农业系统,完成几代人期望的农业现代化和它所伴生的有别于“农耕文明”的新的社会文明,其中不可忽视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因素的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