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传统上同样不以米饭为食的欧洲，列支敦士登王室也对中国杂交水稻兴趣浓厚，大量投资。再加上已大面积种植杂交水稻的传统水稻产地东南亚，中国杂交水稻已在“一带一路”沿线香飘万里。
共商水稻研发
水稻是东南亚许多的重要粮食作物，东南亚也成为杂交水稻研发的“试验田”。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适合种植水稻。”袁隆平通过其团队告诉新华社记者。这位“杂交水稻之父”在自传中也提到，中国成功研发杂交水稻后，他于１９７９年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相关国际学术会议，所做介绍引起与会代表的极大关注。
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曾在研发杂交水稻时遇到技术瓶颈，直到１９７９年受中国成功的鼓舞、与中方签订合作研究协议后，才重启了相关研究。袁隆平向该机构提供了３个“野败”型不育系。当时的三系杂交水稻中包括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不育系具有重要地位。
“野败”（野生稻雄性败株）是袁隆平领导的科研小组１９７０年在海南发现的一株雄性不育野生稻，打开了通往三系杂交水稻研究的大门。
“通过国际水稻研究所，许多获得了这一最宝贵的培育杂交水稻必不可缺的种质资源，”袁隆平说，“国际水稻研究所和与其合作的不少，都利用这一材料育成了许多优良的不育系和高产的杂交组合。”
国际水稻研究所杂交水稻专家裘哈尔·阿里说：“除中国外，目前上其他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约７００万公顷，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许多南亚和东南亚已在积极采用杂交水稻技术。”
其他重视杂交水稻，也让中国的相关研发受益。上世纪８０年代，日本学者在爪哇稻品种中发现了广亲和基因，袁隆平团队在此基础上突破了籼粳亚种间杂交稻结实率低的难题。杂交水稻的研发，成为科学跨越国界和学术共商的良好案例。
共建全球产业
杂交水稻的优越性使其走出亚洲，成为一个全球性产业。
“国际水稻研究所２００８年将杂交水稻产业的７５个公私部门集合起来，组建了杂交水稻发展联合体。”国际水稻研究所副所长雅克利娜·休斯说。
在“一带一路”沿线，杂交水稻发展联合体的成员单位不仅分布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传统水稻种植，还有非洲的埃及、塞内加尔和马里等国。
甚至在欧洲，列支敦士登王室也嗅到了杂交水稻的“香味”。该国元首汉斯－亚当二世公爵在１９９８年便专程到中国拜会袁隆平，因为王室投资的美国水稻技术公司与中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在美国和南美等地推广杂交水稻。现任美国水稻技术公司董事长的康斯坦丁王子也在２０１６年年底来到中国洽谈相关事宜。在收益方面，中方按照协议每年可按比例分成，形成一种共建产业的双赢合作。
中国在全球推广杂交水稻还注重“智力共享”。１９８０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就在长沙共同举办了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１９９９年，中国商务部又将国际杂交水稻技术培训班作为援外项目。中国迄今已为亚非拉等几十个发展中培养了数千名技术人员，他们回国后成为在当地推广杂交水稻的骨干。
共享高产成果
中国杂交水稻的高产成果正在与共享，帮助各国更好地应对粮食危机。
许多发展中如今都面临粮食问题。数据显示，人口大国印度每年须增加大米产量１５０万到２００万吨，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以稻米为主食的马来西亚，目前仍需进口大米，目标是在２０２０年实现大米的自给自足。
高产的杂交水稻解决了这些的“燃眉之急”。２０１６年，印度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超过３００万公顷。阿里说，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传统水稻相比，杂交水稻产量可提高１５％到３０％。
而在非传统水稻产地的非洲，杂交水稻的优势更为明显。在尼日利亚的试验田，杂交水稻每公顷产量可达６．８吨，而当地水稻每公顷平均产量只有１．８吨。
在布隆迪，中国援助的杂交水稻高产示范基地２０１７年初刚刚接受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联合考察。中国专家组组长杨华德说，在布隆迪的示范田平均产量达到每公顷１２吨以上，是当地平均产量的３倍。
布隆迪农户恩依吉瓦说，看到中国专家种的水稻这么好，他们也想要这样的种子和技术。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杂交水稻增产增收潜力巨大。”曾为国际水稻研究所高级科学家、现任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的谢放鸣说。他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以外的水稻种植面积９５％分布在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
“目前全有超过２２亿亩水稻，如果有一半稻田种上杂交水稻，按每亩增产１５０公斤计算，增产的粮食能够多养活４亿多人口。”谢放鸣说。（执笔记者：黄堃；参与记者：董成文、周楠、彭茜、张晓茹、张保平、杨孟曦、林昊、白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