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当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农产品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关系。目前我国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解决当前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库存高企与销售不畅、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等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我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艰巨任务。这既需要深入推进国内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改革突破,也需要公平、合理、包容的外部环境的配合与支持。显然,有效管理玉米及其替代品等农产品进口的时机与节奏,对当前农业减库存、调结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因此,把握好农产品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节奏与水平,是事关我国农业改革发展的“当前”紧要问题。这一关系梳理不清、把握不当,难以在根本上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农业国际合作向纵深发展。
二是实施粮食战略与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关系。“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战略,要求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重视粮食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和质量;在保障当期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如何实现“立足国内、适度进口”?“一带一路”建设将推动形成“包容性全球化”,建立以包容共享为根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打造“全球化”升级版。那么,构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农业贸易投资体系,应如何处理实施粮食战略与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这一“长远”关系?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也无法引导和塑造升级版“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农业治理新机制、国际农业贸易与投资规则新体系。
三是农业缺乏基础竞争力与参与全球农业竞争的关系。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加上目前农业进入高成本阶段,决定着农产品不具备低成本优势,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竞争力。那么,一个缺乏基础竞争力的农业,如何参与全球农业竞争?这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农业国际合作领域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农业缺乏基础竞争力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常态。这意味着,差异化战略似乎是今后我国塑造农业竞争力的基本取向。而农业的差异化竞争,除了体现为产品的、健康、快捷、方便、有效供给的竞争外,并非表现为全球市场的直接竞争,更多反映的是对农业的文化体验、休闲观光等国内新消费新需求。特别是,在今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农业所承载的生态环境和农村社会稳定保障功能,将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甚至逐步超过其长期所担负的产品供给功能。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挖掘农业多功能供给以及多元化需求,也是荷兰、以色列以及日本等农业资源匮乏,实现农业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成功经验。这就要求,在规划设计“一带一路”框架下农业发展战略时,要促进中国农业与沿线,实现资源互补、产能合作、市场互惠、发展共赢,共同参与并分享农业全球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