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内蒙古的一位农民被当地法院判刑1年，罪名是非法经营罪，因无证收粮。看到这条新闻，感到难以置信，可又不像是网络小编开的玩笑。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决定中，明确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却是有章法的手，能够很好地配置资源。配置资源的目的，是为了满足需求；因此，能够地满足需求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是的。当产品短缺的时候，供不应求，大家都抢着买，就抬高了价格；价格高了，生产者获利就增加，获利是生产者的目标；为获利更多，生产就要想办法增加生产，这就要重新配置资源……如果出现了过剩，则就会出现相反的调整过程。这是一个极其粗略的描述，真实的市场机制，比这更为细致精巧得多。例如，不仅是看产品价格，还看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又如，市场也会自动产生合理的产销差价、季节差价、地区差价和质量差价等。没有市场机制，就没有优质优价，就没有质量提升，正如现在按保护价收储进来的粮食。
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涉及到千百万市场参与者，他们的责任感与政府官员也不太一样：市场参与者决策失误，损失自己的钱袋子；官员决策失误，则是另一回事。更重要的是，让政府来弄清楚千百万人的需求及其变化，并传达给千百万个生产者，再说服千百万个生产者相信并听从政府的指挥，是missionimpossible。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政府的干预，是有先见之明，超越眼前的市场，那肯定有用。而在现实中，通常是“后见之明”，市场都变化了，政府才醒悟，再补马后炮。若干年前猪肉价格暴涨的经历，就是这样：事先没预见，涨价后手忙脚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急忙给母猪发补贴。其实，高涨的市场价格，已经给了农民足够的刺激，去多养母猪和育肥猪了。政府的各种“锦上添花”措施，只能是加剧了后期的市场周期波动：出现过剩，价格大跌。
那么，粮食领域是个例外吗？在粮食领域中，是否也需要市场机制，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不是一个假设性问题，而是一个现实性问题。
这个问题，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改革开放初期，对市场机制不放心，于是，先拿认为不太重要的产品试验：先开放水果蔬菜，然后是肉禽蛋奶，最后才是粮食。这是因为，粮食在我国人民的头脑中，始终享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最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放在政府手上，不能轻易放给市场。这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
改革开放以来，对粮食之外的其他产品，放开市场之后，政府没有再进行直接干预，这些产品越来越充足，品类越来越丰富，质量越来越优。唯有对粮食，政策不断调整、波动、反复。基本规律是：粮食少了的时候，政府就收紧政策管制；粮食多了的时候，政府就向外推放。
判农民无证收粮为犯法，法院依据的是《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这个条例是2004年出台的。那时是什么背景呢？粮食已经连续5年减产，2003年达到了点。于是出台了严厉措施，要把市场流通环节，都抓在政府粮食部门手上。粮食是生产问题，不是流通问题：生产出来的粮食不够吃，靠控制市场流通，是不管用的。说这个道理，大家都认可；但一联系实际，道理就被忘记了。
粮食保护价政策，也是在连续5年减产的背景下出台的。刚出台的时候，政策设计是合理的。当时，由于减产和短缺，市场粮价已经在高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已经很高。当时制定的保护价，低于市场价格，所以并不需要实际执行。其作用主要是通过这个托底的价格，给农民吃个定心丸。
后来，粮食连年增产，一直到十二连增。按说，保护价政策是怕生产不足，既然生产连着增，过剩问题都出来了，并且日益突出，那么这项政策是否就该取消了，或者，保持稳定就行了？可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恰恰相反，不仅没有取消，而且从2008年开始，不断提高保护价水平。结果是：粮食越来越多，保护价越来越高！那些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大，就想给农民多一些补贴。于是，保护价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不知不觉中，就从保障粮食，变成了提高农民收入。正如那一句有名的诗：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提高农民收入，当然是好事。但是，把好事办好，需要有好办法。价格保护政策，就提高农民收入而言，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副作用很大；不仅库存耗资巨大，而且导致购销加工体系不畅，妨碍提高产品质量，消费者要支付高价等。欧美都走过这个弯路，现在都弃之不用了。其实，想拿钱补贴农民，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直接补贴，而不是通过扭曲市场的弯弯绕办法。
内蒙古无证收粮的农民，后来被改判无罪；因为上诉再审时，个人收粮必须办证的规定修改了。
现在，是到了回头看看的时候，更到了谋划未来的时候。粮食政策改革很复杂，但已势在必行。改革的方向，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定价。既然市场的手，把瓜果蔬菜、肉禽蛋奶都调节得很好，量丰质优，为什么就不能调节粮食呢？当然，政府也不是没事干。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决定中，还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除了干预市场，在其他很多方面，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