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过年，都有一群从未真的见证过真实农村的小知识分子含泪抒发着对于想象中乡村的思念。这种妄想式的抒情相当的虚伪和矫情。是这些没体验过农村生活的文艺青年滋生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浪漫主义情结。把贫穷品德化，把落后浪漫化。其实，北上广有多么灿烂，农村就有多么腐烂。
连我自己也费解，在讯息如此发达、科技如此创新的现代社会里，为何这群人的生活竟会如此？可惜，这便是赤裸裸的人性，无论你愿不愿意，它都摆在那里，真实地发生，并伴随着时钟的摆动继续而又变本加厉！
这是装满了我童年记忆的江南故乡。多年来，故乡从未离开过我的视野，并因为爱它，才为它的人情嬗变而心疼，为生活在这里的村人遗憾而痛心。
这一切的爱与痛之中，自己无能为力，仅能摘录其中的片段，并筹划着有朝一日立此存照，记录民风遽变、一个村庄的死亡全程。
赌博盛行
村里的娱乐方式是略显单调的麻将与字牌。这个风气在长达20年的时光中长盛不衰，年老者负责操持家务、照看孩子，而坐在麻将桌上的是一群身强体壮的中年男女和一群敢于下赌注的年轻人。
麻将牌局会持续几个昼夜，直到把兜里的钱输光才肯回家。中途只停歇片刻，泡一碗方便面、吃几片面包或者撬开一瓶啤酒填肚子。为了就地取材、节约时间，这些赌局常设在小卖店中，赌家们一手搓着麻将，腾出了另一只手啃着面包。
春节期间，从年初一，直到月末，都是牌局的最盛时光。走门串亲的外地人多起来，新旧牌友们云集一决高下，上万元的输赢，说是“娱乐娱乐而已！”
靠收取麻将桌和字片桌“台费”的老板，此时，比家里出了个状元还牛逼：“今年放出了几十万哩！”
故乡还在，但村子的魂魄早已死去！
故乡还在，但村子的魂魄早已死去！宗族家训的血脉早被抽空。
从2014年开始，微信在村里的男女圈里流行起来。可是因为村里太过偏僻，家庭座机入户尚不足十年，联通网络至今在村里还没有信号，移动网络信号只在个别地段时断时续。即便日常通电话时，也会经常掉线。
买码之风欲演欲烈
这并不影响微信的使用，他们不会抢红包，只用微信通联外界，并企盼着外人能拯救自己。因为打字慢、识字有限，使用的习惯是按住说话。最急人时，刚说了几句，未等按发送键，信号中断了。于是，村里时常会看到这种特殊的场景，有人在房前屋后往返很多遍，双手高举着手机。
他们大声地叫唤：“嗯今鸭里买么咯？我看是要出猴了，猴年期出码呢？嗯买红波还是绿波？不会买羊吧？！”
手机里传出笑声：“我想买一期蛇，昨鸭里我做了个梦，看见一条蛇，今鸭里嗯出蛇才怪，我做梦一向很准……”
买码的都在打电话问，或向庄家报码，等着9点30分这一刻的到来！因为这是出码的时间，都等着1比40的高额彩头大发横财！
更加的自私了
2016年春节，在我听到的众多故事中、没有哪一家村民是真正大方的。同情心没了，人们变得更加自私起来。
没有多少改变的是一位叫救先的乞丐。他还在讨米，还在村里的门口低声哀求：“散粒几……”
救先年年讨米，有人说，他讨的钱藏到小便桶下，也被人给偷了。但好像没有博得村人们的同情。有一青年打发了10元钱，被人说成是摆阔。而一夜输掉成千上万元的倒变得理所当然了！救先挨家挨户地乞讨，在冷眼中免强积攒着五角、一元的小币，或是一抓米……
虚荣攀比越来越强
放鞭炮却在攀比。每年春节都要燃放爆竹，近些年来流行城市中常见的烟花。期间，总会有一些不受控制、火花四射的烟花爆竹，钻进稻草堆中，从一个微弱的小火苗燃烧成一团扑不灭的火球。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气体，雾霾的抱怨却移祸于领导监管不力，即使和领导与政府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临近春节，每户农民无论穷富，都要购买烟花，每户花销少则三五百元，多则超过千元。一个村里的烟花爆竹会花费近100万！却舍不得其中的10分之1做慈善！
再无耕读传家
村内对子女的教育观，始终处在一种盲从和摇摆状态。不久前，一名在读大学生，被父母劝导准备中断学业，要么回家，或者选择留城务工。劝说的理由是一笔简单的农民账：“家庭条件不好，而且大学毕业后也不是分配，要自己去人才市场等着人要，这和打工没有太大区别。工作难找、赚钱又少，而读书又太费钱了，家里供不起。”
大山隔绝了村人的视野，他们不知道、更不关心外界发生了什么，日久变得难以明辨是非、通达事理。在村人眼中，好与坏、是与非的衡量标尺和参照系，是比他们相对富裕的几个村民。这群一夜暴富的聪明人，是靠胆量起家，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敢于挑战道义和法律底线。
在村人的思维中，宗族传统权威早该被打破，唯有自身钱包很鼓的人，说出的话才具有分量，才能服众，才理应被推崇为德高望重。而不用关心所讲内容是对或错，更无须计较发言者的年龄大小和辈分高低。这种逻辑极为简单：有钱人，就是成功的，也一定是最正确的。
即将荒芜的土地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日渐凋零的老一辈
这也是一个局限的天地。全村百来户，拥有20万元以上家产的农户寥寥无几。四面深山环绕，只有一条破水泥路通向乡镇，每天有早晚两班客车通行。很多村民，一生未出远门，还有更多的老人，没读过一天书，一辈子没走出大山、进过县城。
没见过世面的老人，却是大山中最后一批宽厚仁慈之人。可惜，这些老人越来越稀缺了，我认识的老人也渐次过世了。此后，一个儿孙满堂的家族根基开始坍塌，家风越加败落，族人之间不再友善和睦，一个尚未成家的小辈不仅可以辱骂父母，甚至还敢随手抓起一把农具冲向他的父母。犹如一棵大树，尽管枝叶繁茂，高耸参天，掏空树根后，树干和枝桠也开始枯落和腐烂。
人之间的家长里短、生活百科，而事故的主角则是一批非正常人，但他们神智健全，没有任何的精神疾患。这场事故的本质，是赤裸裸的人性与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人情味却无比缺失的时代产生的激烈对撞。
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
我经常在想，中国的多数乡村已被城市化的步伐碾压的“空心化”，很多人在为消逝的乡土文明而呼吁反思，这是因为它走的太快、把文明丢的速度过快。而我的故乡，它却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因为笨重的身躯和闭塞落后，走的太慢了，本该为此庆幸。但不幸的是，它却走向了另一种根脉断裂的的病态极端。
我们知道，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并且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而向农村反馈的，虽然有，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
留住人才是关键。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导致城乡之间失去平衡，而物质资源是随人口而流动的，于是出现了物质追随人口而去的趋势，不是有很多的农民，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孩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城市，还需要父母省吃俭用，凑钱帮助买房子吗？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镇上或县城也要买个劣质的廉租房吗？这就是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乡村医生，也想尽办法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
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确实，不能否认市场再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从正式体制到一般社会心理，都只强调中枢的作用，从区域发展来说，城市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从一线到三线四线，最后无足轻重的就是乡村了，反过来，人口也就向高层次城市流动，在小城市都不够气壮，更遑论乡村了。直白的说，就是乡村没有机会，没有地位，没有希望，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
这就要求乡村医生、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体面的生活。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一方面，要有一种机制，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有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的组织，是值得借鉴的。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镇上、县城、省城、北上广等）才能得到认可，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