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乡村振兴的目标更明确，决心更坚定。3月5日，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围绕“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部署，提出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科学制定规划，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依靠改革创新壮大乡村发展新动能。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降低国有重点景区门票价格、推进“厕所革命”等，同时对2018年如何开展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方向。
砥砺前行铸辉煌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我国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工农城乡，着力强农惠农，引领我国“三农”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五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硕果累累。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村改革蹄疾步稳，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三农”之首要问题——粮食为例，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粮食再获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12358亿斤，比上年增产33亿斤，增长0.3%，属历史上第二高产年。
而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在政治层面上的倾力支持。五年来，密集出台了涉及“三农”发展的文件，既有促进农民增收、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规划等农业农村改革重要内容，也有种植业结构调整、生猪产业发展规划、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农业供给侧领域的重要工作，还包括户籍制度改革、普惠金融发展、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农民工返乡创业等城乡融合发展的要点工作，增强了农村的发展活力。
尤为一提的是，为了精准地把握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实质，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院长欧阳日辉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和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各个地方都在出台相关的政策，企业界在想办法把资金投向农村，学界和社会也在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协力谱写“三农”发展新篇章。
统揽全局抓核心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而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也是决胜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做好农业农村经济工作十分重要。
欧阳日辉直言：“在我国乡村集体经济凋敝的大环境下，如果光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或财政支持，没有形成自己的造血功能，只能在表面上实现振兴，实质性工作没法推进，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还需要地方政府官员静下心来，以科学的规划来引领发展，在政绩考核上有所改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振兴。”
对于农村而言，当务之急要尽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工作重点是找出城乡分割的主要矛盾，发掘城乡二元体制二元结构的割裂性。站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高度，重新梳理并制定统筹城乡的政策，构建新型城乡统筹的体制机制。
在农业方面，产业兴旺是核心。而据《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了解，我国目前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只有30%左右，严重低于其他产业技术成果转化率的现状。“其实，农业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自然和市场方面的风险管理机制已在不断健全完善，而对农业技术运用隐含的巨大风险尚无有效预案。”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莫照兰坦言。
对于农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在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的目标之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均提到了推进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同时，加快现代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也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不过，总体而言，我国对现代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重点难点研究不深不细，需要支持的焦点把握不够精准，支持政策方面缺乏创新等。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发展“互联网+农业”，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此，夏学民补充说道：“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农村的应用，迫切需要有知识的年轻人来到这个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特别是在农村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的新时代，需要有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新农民队伍。”
精准施策务求实效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那么，如何答好乡村振兴这一考卷，还需因时而新，策马扬鞭。
在夏学民看来，为了缓解乡村“空心化”带来的各种危机，政府应首先在人才振兴上建设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更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他建议：“可以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栅栏上撕开一个政策口子。就像农村人进城采取积分落户制度一样，城里人返乡也可以采取积分落户制度。可给予他们有限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权，或者投资乡村旅游项目，租赁土地开办农家乐（民宿），为乡村提供义务教育、技术帮扶、创业指导或者慈善服务等，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
关于产业技术风险的把控问题，莫照兰认为，，扎实推动创新研发与农业技术应用紧密结合，杜绝农业虚假技术成果和脱离实际的农业技术推广，建立农业技术应用风险保障基金制度；第二，政府牵头保障夯实农业技术风险规避平台，建立农业生产技术的生态风险评估机制以及农产品生产链条监管的长效机制；第三，多方联动健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模式。比如：尝试开办农业技术应用保险,把不确定的巨大风险损失转为小额保费支出。鼓励农民向合作社统一赊“技术”，由农民主动向当地合作社提出申请，由合作社根据实际情况为农民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农业技术指导及培训，并主动收购其产出的产品或帮助农民开拓市场。
针对如何加快建立现代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支持政策体系的问题，赵皖平建议，首先，应尽快制订（修订）高标准农田治理标准。比如：打造升级版“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高标准农田治理标准并付诸实施。其次，积极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可创建金融、保险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避险新渠道。可以通过金融部门给予贷款，设立现代化发展基金，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给予贴息，或政府基金等。然后，可以创新支持现代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的税务政策。提请税务部门根据我国现代农业长远发展需要，对本质上从事相同业务的不同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制订公平的税收政策，或者在早期给予优惠政策，待以后现代农业发展进入相对成熟阶段，再适度调整政策。
此外，欧阳日辉还提到，“一方面，在财政收支形势趋紧的背景下，坚持把乡村振兴作为公共财政的支出重点，优先保障‘三农’投入稳定增长，争取将更多的真金白银投到乡村振兴上。另一方面，目前看来，分散的财政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效率很低，需要地方政府建立整合财政资金的使用机制，管好‘钱袋子’，把财政支农资金用在乡村振兴最急需、最迫切、最关键的领域和环节上，提升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