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我国耕地中有70%左右的中低产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力求实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截至2018年，已建成6.4亿亩高标准农田。按照规划，到2020年要确保建成8亿亩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
稳粮稳农民，要稳住农民种粮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种粮也要讲究效益，影响其种粮意愿的主要是价格。1994年至2003年，两次大幅提高粮食定购价格。2004年以来，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充分发挥价格作用。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收购价政策，不断改进临时收储和目标价格政策，推动建立玉米、大豆“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机制，稳定种粮收益预期，不让种粮农民吃亏。
抓粮抓“粮仓”，要抓好主产区积极性。超10亿斤的产粮大县有400多个，产量占的54%。但产粮大县往往是财政穷县。如何激发地方政府抓粮食的积极性？2009年开始，逐步取消了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的地方配套，每年为主产区减轻负担近300亿元。还推进包括常规产粮大县、超级产粮大县、产油大县、商品粮大省、制种大县5方面的综合奖励政策体系，奖励资金由2005年的55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428亿元，稳住主产区“粮仓”，不让种粮大县吃亏。
有了稳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有了稳定的种粮队伍，有了真金白银的基础投入，大国粮仓根基十足。目前，农业机械化水平超过68%，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8%，意味着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已基本成为历史；农田有效灌溉系数超过53%，一半以上的农田旱涝保收，意味着“靠天吃饭”正得到改变；农药使用量连续多年负增长，化肥使用量已实现零增长，粮食生产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
改革与时俱进，机制创新为种粮人减负
【一部新中国粮食发展史也是农村改革史。通过一次次改革，农业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极大减轻了农民负担，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改变了农村面貌】
中国农业博物馆四号展厅，有一尊三足青铜圆鼎，一米高的鼎上铭记了历代田赋变迁。这尊“告别田赋鼎”是河北灵寿县农民王三妮2006年铸造的，就在这一年，中国实行2600年“皇粮国税”的历史宣告终结，极大减轻了农民负担，甩开包袱的种粮农民，从此阔步前行。
一枚1981年发行的通用粮票，如今在收藏品市场上可以卖到几百元，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出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有多重要。那个年代，没有方寸大小的粮票，有钱也买不到粮。1955年，通用粮票开始在各地发行使用。作为计划经济的特征，在使用票证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年代，不仅粮食、食用油，甚至买糖、蛋糕、肉、鱼等都必须使用票证。
改革开放后，经营制度的调整对于生产力、土地产出的促进作用始于小岗村。“过去一大二公影响了农民投工投劳，而大包干让土地释放出了增产潜力。”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所研究员刘合光分析说，通过家庭承包使得农业生产中高昂的监督成本内部化，重构了农业生产的微观组织基础，调整生产关系以解放农业生产力，很快解决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短缺问题。
“菜篮子”“米袋子”，都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中国的改革丰富了人们的饭碗和餐桌。今天，站在北京日吞吐3.6万吨蔬菜水果的新发地批发市场大门前，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个亚洲的蔬菜水果交易市场在1985年还只是新发地村的“土市场”，几辆三轮板车就是货架。新发地市场创始人张玉玺回忆说，1985年，北京放开了肉、蛋、菜等5种农产品的价格，同时打开城门，欢迎各地蔬菜进京，新发地村的菜农们开始在村口摆摊卖菜。
随着农业经济的长足进步，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让曾经紧俏的粮票风光不再。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对已经实行32年之久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进行改革。从此粮油等农产品由统购统销转向价格“双轨制”。1992年10月份，各地先后放开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价格，促进粮食产销与市场接轨。1993年，北京市宣布取消粮票。至此，粮票彻底退出流通，定额定量供应的计划配给制成为历史。市场化改革解除了计划经济对农业发展的约束，从1993年至1998年，粮食产量连续跨越了几个台阶。
粮食产量稳步提升，对农村税费和农业补贴的改革紧锣密鼓。取消农业税，意味着与农民的关系开始从“取”到“予”的转折。中央农办副主任韩俊回忆说，2004年起，对种粮农民开始粮食直补，同年启动农机具购置补贴。2006年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陆续增设了农资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这构成了中央财政支农4项补贴。到2013年，农业“四补贴”达1700亿元，10年间提高了11倍。据专家测算，如按“四补贴”资金计，农民平均每生产1斤粮食，补贴达0.14元。
机制创新始终伴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变化的进程。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种粮农民呈现老龄化和兼业化，农村留守的多是老人、妇女，小孩，农村种田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人称“三八”“六一”“九九”部队。“谁来种地”成为粮食生产必须直面的问题，也需要经营体系相应作出调整。2014年，中央提出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2016年，中央又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个重大制度创新。
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把分散的作业统一起来，农民合作社日渐成为提高粮食产能的有效途径。江西省定南县岭北镇大屋村种粮大户李金明就尝到了合作种粮的甜头。他联手村里的6位种粮大户，成立了乐丰农机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统一良种、技术、机收和销售，节本增效明显，社员年纯收入较之前增加了20%以上。对社员来说，合作经营不仅产量得以提高，就连市场话语权也变强了。
目前，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217.3万家，经农业部门认定的家庭农场近60万家，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36.9万个，土地经营权流转比例达36.5%。如今，逐步形成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复合型农业经营体系。当有能力有意愿务农的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进入农业，“谁来种地”在农业经营体系改革中找到了答案。
食物极大丰富，确保粮食才能安天下稳民心
【从南方双季稻种植区到北方农牧交错带，从内湖的大水面养殖到深远海的海洋牧场，从西南的高原农业到西北的旱作农业……多元农业形态、多样农业资源，保障了“米袋子”“菜篮子”产品的丰富，也稳定了民心】
念好“山海经”，唱好“林草戏”，打好“果蔬牌”，近年来各地树立大粮食观、大农业观，面向整个国土空间挖掘各种资源潜力，建立多元化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障体系。
在种植业内部，合理配置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鼓励适宜地区增加饲草料、小杂粮、特色林果的供给；在种植业外部，创新理念，“主产区调出原粮是贡献，调出肉蛋奶、调出加工食品同样也是贡献”。
在高精度卫星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山东寿光每个蔬菜大棚的位置。从小土棚，到下挖式卷帘棚，到无立柱钢结构大棚，再到物联网云棚，当地蔬菜大棚已经发展到了第7代。有了大棚蔬菜，人们享用的蔬菜品种比任何地方都要多。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仅有设施蔬菜面积4万亩、人均占有量0.4斤；2018年，设施蔬菜面积达5800多万亩、人均占有量360斤。我国蔬菜总产量、人均占有量，连续多年稳居规模以上蔬菜生产国的位。
水产业也是我国的优势产业。目前，我国水产养殖产量突破5000万吨，占全水产养殖产量的60%以上。同是地处东亚，中国和印度人口接近，但中国的水产品消费量是印度的12倍——尽管印度的地理条件更理想，位于渔业资源丰富的热带，两面围绕着温暖的海洋。在中国人每年消费的6500万吨水产品里，只有1500万吨来自捕捞，其余均来自养殖。
有鱼吃、有菜吃、有肉吃，有人也许会有疑问，既然食物已经极大丰富，为何还强调粮食？相比其他农产品，粮食的种植适宜性较大、贮存时间较长、大规模远程运输难度较小，是最适宜作为战略储备资源的食物。更重要的是，粮食在生物链中处于底层，肉、蛋、奶、油脂等均由其转化而来。从贸易角度看，目前全球粮食的可贸易量约6000亿斤，不到我国消费量的一半；大米贸易量约700亿斤，仅相当于我国大米消费量的四分之一。可见，无论消费结构如何变化，国际形势如何发展，始终要抓好粮食这一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
吃得、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美食需求在农业高质量发展中得到满足。一位院士说，“过去，我们是单以产量论英雄，谁能育出高产品种、谁能拿出增产措施，谁就是英雄；现在，导向在变化，以产量、品质、效益综合论英雄。”如今的不少品牌农产品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了解种植信息、生长期、施肥次数、喷药情况等。通过不断完善农业全产业链，加以信息化的追溯手段，各生产主体努力确保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营养。
与一些通常只注重粮食生产的做法相比，中国强调要同时加强粮食生产、储备、流通3大能力建设，这是对大国粮食保障能力建设的重大创新。如今，11个部委积极配合，产区销区通力合作，农区牧区齐心协力，落实粮食新战略，从“单一”向“全链条”，从“产量”向“生态”，加快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保障体系。
不仅让近14亿人吃饱吃好，还参与解决粮食问题
【在成功让人类五分之一以上人口吃得饱吃得好的同时，中国没有忘记。2006年起，中国就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第三大粮食援助捐赠国，还为解决粮食问题贡献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技术”】
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爆发，国际粮价暴涨超过45%，全球粮食储存跌至30年的点。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和95%的粮食自给率，从容地应对了国际粮价波动，保持了粮食供应的稳定。在当时和随后的一段时期，中国力保国内粮价稳定，为粮价企稳作出突出贡献。事实证明，中国没有对粮食市场形成冲击，也没有对发展中的粮食进口需求形成竞争威胁。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中国粮食技术正在走进沿线粮食短缺，助力他们生产出更多粮食。派出人员最多的中国—尼日利亚南南合作项目，被誉为“全球农业南南合作的样板”。尼日利亚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部长奥杜·奥贝赫来华时曾高兴地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在中国的支持下，我们农业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现在已经是非洲的水稻和玉米生产国。相比以前，大米进口量降低了90%。”
中国对其他发展中解决粮食问题也产生了很好的外溢效应。近年来，我国在全球近100个建立了农技示范中心、农技实验站和推广站，先后派遣农业专家数万人次，帮助这些培养了大批粮食技术人员。
2018年11月份，全球农业南南合作高层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论坛期间，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格拉齐亚诺接受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说，过去40年，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南南合作，已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加强南南合作的贡献者。作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中国在贫困和饥饿方面有不少经验可以共享。在农作物种植、灌溉及水产养殖、农业机械化等方面为发展中提供了宝贵的技术援助。
超级杂交稻是中国对粮食的突出贡献。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有一个杂交稻全球梦，“全有22.5亿亩水稻，如果有一半种上杂交稻，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4.5亿人”。如今，超级稻占国内水稻总种植面积的三成，比其他品种亩均增产137.6斤，在印度、越南等推广达9000多万亩，平均亩产比当地优良品种高266斤。不久前，袁隆平团队在阿联酋热带沙漠实验种植水稻获得成功。未来，水稻有望覆盖阿联酋10%以上国土面积，不但能提升其粮食自给能力，而且有望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接受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的多位外国专家表示，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发展中解决粮食问题提供了可复制方案。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大卫·比斯利认为，上70%的粮食都是小农户生产的。来自中国的经验向其他发展中的小农户展示了怎样发展农业，这些小农户是实现粮食的关键。国际农发基金总裁吉尔伯特·洪博表示，中国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不仅关注生产力，还关注能源、水利以及运输、道路等基础设施，切实改善小农户的生产环境。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进入新时代，我们在解决近14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上不断书写鸿篇、创造历史，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粮食发展之路。未来，中国人的饭碗将端得更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