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完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制度”的要求。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再次提出“完善秸秆和畜禽粪污等资源化利用制度”的要求，并强调“开展秸秆高值化、产业化利用”。“完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制度”已成为现阶段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重要方向。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2018年底，秸秆综合利用率已达到85.45％，提前完成2020年秸秆综合利用目标要求。据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估测，随着秸秆综合利用水平的持续提升，秸秆离田利用与还田利用已经各占半壁江山。在我国已利用的7.7亿吨秸秆中，秸秆离田利用占48％，秸秆还田利用占52％。
秸秆离田利用的途径多样。在我国秸秆“五料化”利用中，除秸秆直接还田外，秸秆饲料化利用、燃料化利用、基料化利用、原料化利用以及秸秆堆肥还田都属于秸秆离田利用的范畴。目前，我国秸秆离田利用仍以秸秆饲料化利用和农户直接燃用为主，两者占我国秸秆离田利用总量的3/4左右。牲畜养殖每年消耗的4.5亿吨饲草，一半左右由秸秆提供。据第三次农业普查，目前仍有44.2％的农户以秸秆、薪柴为主要生活能源。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和大力扶持，秸秆新型能源化、原料化、基料化、工厂堆肥等新型产业化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但其总体利用能力尚不足1亿吨，仅占秸秆离田利用总量的1/4左右。为贯彻落实“完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制度”的决定，减少秸秆废弃和焚烧，持续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早日实现秸秆全量化利用的目标，必须多方施策，推进秸秆离田产业化利用。
一是建立新型的农牧结合制度。以秸秆饲料化利用为主导的秸秆离田利用，不仅是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的关键环节，也将成为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从我国节粮型畜牧业长远发展的需求来看，目前我国种养脱节问题十分严重，畜产品自给率不高。此外，我国秸秆处理饲喂水平与发达存在很大差距，亟待进一步提升。因此，我国应从过度依赖化肥等无机物质的现代农业向有机和无机相结合的生态农业转变，以农业龙头企业尤其是农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等有实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依托，以现代生态农业园区为载体，以种养一体化、规模化、标准化为主要经营组织方式，构建系统完善的生态循环农业链条，将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消纳在园区内，从而建立新的农牧结合制度，实现农业的园区化、化、生态化发展。
二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组合施肥制度。目前，上农业发达的基本形成了秸秆直接还田＋厩肥（粪便与垫圈秸秆混合堆肥）+化肥的“三合制”的施肥制度。以此为鉴，基于我国国情，以粮食、棉花等大田作物“秸秆直接还田＋化肥”、大田经济作物“秸秆直接还田＋有机肥＋化肥”、设施蔬菜水果“有机肥＋化肥”为主要组合方式，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组合施肥制度。
三是努力提高秸秆打包离田机械作业质量。秸秆打包离田是秸秆离田多元化利用的基础作业。应尽快研发并推广秸秆耧草、打捆一体机和抓草、运输一体车，以尽可能减少对农田的碾压；其次，大力推行农作物收获和秸秆打捆一体化作业，实现秸秆的不落地“无土”打包，同时适度降低秸秆捡拾作业强度。这样既减少了农田优质土壤的流失，又降低了秸秆的含土率，从而提高秸秆的质量。
四是建立以废弃秸秆为主要消纳对象的秸秆产业化体系。我国秸秆废弃量尚有1亿多吨。如果加上蔬菜尾菜，年废弃量不低于2亿吨。这些废弃秸秆不仅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而且导致农村环境脏乱差。秸秆打捆离田对保障我国秸秆产业化利用、缓解秸秆禁烧压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开发秸秆打捆离田利用潜能的同时，必须重视废弃秸秆的收集利用，逐步建立以废弃秸秆为主要消纳对象的秸秆利用产业化体系。例如，利用瓜菜秸秆和蔬菜尾菜，发展秸秆堆肥、秸秆沼气、秸秆养畜等秸秆循环利用产业；利用棉秆、油菜秆等木质秸秆，重点发展秸秆成型燃料等秸秆新能源产业。
五是努力提高秸秆新型产业高值化利用水平。在进一步推进秸秆养畜和秸秆食用菌良性发展的基础上，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的“开展秸秆高值化、产业化利用”的要求，对秸秆离田利用的各产业门类做出详尽的技术性、经济性和生态性评价，明确高值化利用的优先顺序，并给予重点扶持和推进，将秸秆新型离田产业化利用推到一个更高的发展水平。
